论中国现代诗学对契合论的接受

"契合"是象征主义的重要范畴,有诗艺、审美方式和超验本体三层含义,分别诉诸人的内部感官之间、精神世界与外在自然界、此在与超验世界的交感应和.中国现代诗学立足于自己的审美语境,并受到本土文化传统或隐或显的牵制和影响,主要从修辞技巧和审美方式来接受西方象征主义契合论,逐渐剥离原本复杂多元的含义而演变为具体、明晰的诗艺论和通感说.     

中国新诗的唯美主义潜流——从1919到1949

一般认为,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诗歌在外国诗歌的影响下摆脱中国传统诗歌的历史;其实,中国新诗的历史也是中国新诗不断唯美化的历史.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显在运动中,中国新诗始终涌动着一股唯美主义的隐在潜流.唯美主义因素的不断作用,使得中国新诗在"为人生"与"为艺术"之间获得一种较为合理的张力,从而也使得它没有成为纯粹的宣传工具,并在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后仍然保留其永恒的诗学价值.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本土化位移: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诗学命名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建构过程中,周作人"象征即兴"的观点旨在为初期白话新诗寻找一条发展新路,梁宗岱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合理误读"则蕴涵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基本质素和理论构架,而穆木天从尊奉象征主义到否定象征主义,把诗歌的社会价值等问题带入诗学建构领域。由此看出,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接受者的认知能力和期待视野都参与着理论传播图景的再建构。     

无法穿越的象征主义：梁宗岱对梵乐希的接受

梁宗岱与梵乐希因为共同的文学理想构成异国之交。在对梵乐希的接受与传播中,梁宗岱成为我国象征主义诗歌纯诗理论整体观论第一人,又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象征主义诗论家①。他为诗学领域展示了一个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化的纯诗论体系,这由象征主义诗论以及梵乐希象征主义纯诗论与中国古典象征主义理论有机化合而来。所以他的诗论理论来源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个则是国外的象征主义诗论,特别是梵希乐的纯诗理论。但是,梁宗岱却不是一个完整的象征主义诗歌创造者,这是因为他的聪明自恃而又疏于持续造成的。     

论鲁迅与象征主义——兼谈阿Q是象征型艺术形象

象征主义是鲁迅作品的一个明显的艺术倾向和风格,是鲁迅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审美原则和一种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阿Ｑ 是个象征型艺术形象,是写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完美结合的典型。     

意象的风景——论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

本文以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为整体考察对象,界定了题咏新诗的内涵与外延,描述其发展脉络和演进过程,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20世纪中国题咏新诗的价值取向和意象形态变化,并对21世纪中国题咏新诗创作走向做了合乎情理的预测.     

论穆木天对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接受

穆木天作为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早期引进者和创作实践者,对于象征主义诗学的接受经历了汇通、重组与汰变的历程,不仅展示了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复杂性,而且在今天也仍具有丰富的理论启示意义和文化的象征意义。     

论中国现代诗歌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意象艺术

中国不同形态的现代诗歌在接受西方诗潮影响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的影响。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诗人,还是30年代现实主义诗人,对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皆作了有选择性的吸收。象征意象的最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形态方面。李金发第一个自觉地从形式本体层面上接近象征主义意象艺术的本质。30年代现代派诗人体现为意象的意境化以及对后期象征主义意象的生活化、智性化的成功借鉴。40年代的冯至与九叶派诗人建立起了一种意象象征的深层模式。中国现代诗歌形成的意象的象征化潮流,体现了中国诗歌现代性建构的必然要求,为中国诗歌的艺术传统与西方现代诗歌艺术形式的融合提供了最有效的契合点。     

论中国新文学界对勃兰兑斯的接受

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在另外一个国度常常难以获得作家和诗人那样的关注与礼遇,但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却在中国得到了真诚的赞赏、高度的评价和广泛的接受,这与鲁迅对他的倾心认同大有关系,其根本的原因是,勃兰兑斯对于丹麦文学的检讨对应着中国现代文学家对于本国文学的批判,他对于世界文学批评的贡献投合了中国现代文学家的批评要求。     

祢衡话语的文化符号意义

祢衡故事经过千年流播而抟为具有张力结构的祢衡话语系统。祢衡话语以祢衡的惊世之狂为焦点和亮点,其惊世之狂突出表现为以狂卫道、以狂抗权和以狂张扬个性;祢衡话语又以“击鼓骂曹”为关键词和建构肯綮,其“击鼓骂曹”具有不可代替的典型意义,被铸成千古独绝的反抗强权和张扬个性的文化符号。     

论中外诗歌中形异及形异诗的价值

诗是最讲究语言形式的艺术 ,中国古代诗歌中都存在对正统诗体的形异现象 ,产生了大量形异诗。形异是一种文体创造 ,因此形异诗具有特殊的文体价值。形异诗创作对人的空间智能的科学运用十分有助于诗人的艺术思维和创作。这是与“形异”能够更好地表现情感、包含内蕴和指呈内容的价值同等重要的价值     

文学的意义生产与接受:六个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中六个彼此呼应的问题,即物质生产与意义生产、历史与人生、关系与结构、词与物、历时与共时、绝对与相对.六个问题的论述共同涉及的主题是:摆脱本质主义之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将要进入的历史语境包含了诸多因素的复杂互动.     

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价值涵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先后两次提出"走自己的路".从中共十二大到十六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在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中确立起来的重大认识.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胡锦涛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角度,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崭新的价值涵义.在当代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的内涵在新中国六十年文学中的演变

第一次文代会对人民范畴的阐释留下了两可的空间;随之,文艺界对部分作品小资产阶级趣味的批判,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确定成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后,塑造新的英雄典型、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的文艺政策,将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人紧缩到了极小的范围.改革开放后,人民范畴的内涵又回到了建国时期的历史起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各种范式的文学赋予了人以人性的人、文化的人、现实的人、平凡的人和挣扎在生命线上的人等不同的意义与符码.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论汉字中的一形多本义现象

汉字发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是汉字记录语言的客观需要和图画向文字演变的必然结果;汉字发展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表现为"形借"现象,"形借"又有纯粹借形和形音兼借两种现象的不同;汉字成熟阶段,一形多本义现象大多通过加区别符号、加声符、加意符、异体分化几种途径实现字形和词义的分化。     

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虽然"四五"天安门诗歌以江青一伙为政治批判指向,并且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完全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抒情模态,因此它没有疏离和对抗于"文革"主流文学,不能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它只是"文革"主流文学寻常的一部分.     

符号消费的两个层次及其意义和限度

个性化消费日益成为当今消费的主流趋势。在追求个性化、崇尚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人们从关注物的使用价值到关注物的符号价值,符号消费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符号消费可区分为两个层次,即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意义的商品化。前者是符号价值的发生、发展,后者是符号价值地位的确立。符号消费是人的发展的一种实践形式,它不仅生产需求,而且生产欲望。它既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繁荣,也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和价值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