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可通约的与不可通约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为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实现综合创新,涉及到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通约性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而言,在社会功能层面,二者具有不可通约性;在学理层面上,二者则具有可通约性,但这种可通约性是有限制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目前,如何使马哲与中哲通过对话达到可通约,其理论研究的语境仍不成熟;话语的先前设定问题影响到通约研究的深入;寻求马哲与中哲通约的思想文化基础尚不充分.因此,做好马哲与中哲通约问题的研究,是实现马哲综合创新的前提.     

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路径——对中西马融合会通的反思

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在方法、路径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建构当代中国新哲学可以走中哲、西哲和马哲融合会通之路,也可以走中哲和马哲、中哲和西哲、马哲和西哲融合会通之路,也可以走中哲、马哲和西哲各自内部生成之路。中哲、西哲和马哲融合会通时三者是否有主次之分,中哲和西哲、中哲和马哲、马哲和西哲融合会通时各自是否有主次之分,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建构者自己的选择。另外,中哲、西哲和马哲融合会通时以谁为主、以谁为辅,中哲和西哲、中哲和马哲、马哲和西哲融合会通时以谁为主、以谁为辅,同样是不确定的,同样取决于建构者自己的选择。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建构新哲学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路径,即同一哲学系统、哲学类型的哲学的内部生成和不同的哲学系统、哲学类型的哲学的融合会通这两条路径,前者可以称作"内生"之路,后者可以称作"外生"之路。由"内生"之路和"外生"之路建构新哲学,前者对建构者哲学诠释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后者对建构者筛选、组合、利用不同哲学系统、类型的哲学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的探索历程——刘放桐教授访谈录

导语：在当代中国,无论从事哪一种哲学研究,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中国的哲学如何发展？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然会涉及到另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如何处理现代西方哲学与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如今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建立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成为当代马哲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时,认真研究马哲同现代西哲的交流、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两种类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国内哲学界普遍并持续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方式、路径、生长点和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通过讨论,学者们普遍意识到：缺乏问题意识正在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瓶颈,而如何面对现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关键性问题。在笔者看来,要更好地做到强化问题意识、有效面对现实,从而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还需在理论上澄清一个与创新有关的前提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的明确区分。陈德容先生在《哲学研究与研究哲学》中明确指出：“哲学研究”是一种原初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对前者的工作过程及其成果的反思;“哲学研究”是直面现实的哲学活动,“研究哲学”是关注历史（传统、文化史）的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价值观差异之比较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价值现表面看来有着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背后所隐藏的是两种哲学类型的历史差异.通过比较,两类哲学价值论具有通约性是有限的,不可通约性是明显的,可以说两类哲学在价值论上是形似而神不近似.通过后现代主叉和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价值观差异的明确,我们将会得到双份的收获,因为这既能够凸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特性,又有利于从更深层面来考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有效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综合创新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就目前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状况而言,我以为要特别关注下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法论问题. 一、正确认识把握“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的关系问题 不能把“马哲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哲”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并获得“一定的民族形式”的具体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具有中国的特点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虽然,“马哲的中国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的马哲”,但“中国化的马哲”只能产生、发展于“马哲的中国化”的过程中.这个逻辑结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恰当的统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这种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立和发展,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进程.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突破口——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互动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横向层面的哲学形态,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三者相加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互补互用"的互动关系,要正确鉴别判断中西方哲学中的合理因素,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提供生长点,在哲学精神、哲学方法和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方面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中国哲学界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迫切需要通过中西哲学的对话以及现代与传统中国思想之间的融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打开哲学创新的突破口。     

2008: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变化与前景探索

近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大哲学"意识的浮现与提升,试图打破哲学二级学科的框限,在中哲、西哲和马哲之间找到对话与沟通的孔道,以共同面对当前的世界格局和中国文化的新处境;二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特别是对以往过分依赖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及方法的深刻反省和努力调整,使得学界之立场与态度、取径与方法,以及问题意识和学问关注等等,均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以2008年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为例,选取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略作述评,可以见其概貌。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研究对我国相关研究影响较大。前苏联的研究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也有较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深入的考察有助于推进我国马哲形成史研究。前苏联马哲形成史研究主要存在三大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题上的内生/外生二重困境,立场遮蔽方法和研究整体上的封闭性。这些方法论问题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等多方面对前苏联马哲形成史研究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论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兼评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与创新

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可以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20—40年代,冯友兰曾经反对过、但转而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50—60年代,冯友兰半被迫、半自觉、半主动地接受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80年代以后,晚年冯友兰理性地逐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援引、运用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种种误读和曲解,但也有不少的创新,而正是这种创新,使得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走在前列,成为中国哲学界的领军人物。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始于世纪之交。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主要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主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原因的阐释;第二个层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的研究,如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层面则是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哲学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有待深化,但已展现出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景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

中国哲学存在着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应当并且必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参与建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进入到中国哲学传统中去,而成为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有了共同的传统后,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实已隐然涉及到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问题。     

从生存论看哲学的对话

中哲、西哲、马哲之间的对话不能局限于学科层面 ,而应当立足于这几大思想传统在当代的流变及其历史性展开的沟通对话活动。仅仅在传统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层面 ,中、西、马之间的沟通实际上是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但恰恰是在当代背景下 ,西方哲学本身就发生了一场在马克思哲学启动与引导下的存在论转换或生存论转向 ,这一转变的意义就在于敞开中、西、马之间的对话与融通 ,并直接有益于激活中国哲学传统的生存论资源 ,推动中国哲学形态的当代转换。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借助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哲学走势 ,实现文化自觉并完成现代转型     

探涉比较哲学的疆域

对比较哲学的元哲学探讨,涉及三大类问题:什么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是否可能;以及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比较哲学扩展了哲学本身的“数据库”,从而身处当代哲学的中心课题——“他者”问题的最前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比较哲学中“他者”问题的集中体现。比较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和科学哲学中的可比性、可兼容性、可通约性问题,语言哲学中的可翻译性问题,以及伦理学和宗教哲学中的相对主义问题密切相关。比较哲学不存在独一无二的方法,其关键是我们对待他者的基本态度要既立足自身的独特性,又对“他者”有开放的心态。     

哲学的跨学科本性与哲学的创新之路

在哲学界倡导创新,旨在增强哲学研究者的创新意识,为我国的哲学研究注入生机和活力,达到提升我国哲学研究水平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哲学的本性是批判性的理论思维和对世界的终极关怀,把握了哲学的本性,方能明了哲学对社会起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在理论思考的层面上,发现和揭示以往各种哲学原则之缺陷和局限性,适时提出补充性的或替代性的新的哲学原则,这就是哲学创作的本质。哲学具有跨学科的本质,所以中国哲学界的创新有必要突破现有制约发展的瓶颈,借鉴其他学科快速稳步发展的一些有益经验,进一步探索哲学创新之路。     

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尝试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已近百年.反思历史,有三大问题未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扩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资源的运用.这种状态,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研究困境,典型表现是被学术边缘化.走出研究困境的前提是在学科层面上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这里同样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轻视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后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占据正统中心地位.诸多问题的解决,有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创新.创新方式有多种,唯一正确者是回到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创新性路径有两层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根本在于把经典著作研究置于中心位置;中心位置靠研究范式保证和体现,具体内容包括社会历史背景、知识背景、核心范畴、分析框架、价值立场、思想方法和历史衍化等七个方面.由此,使研究路径的创新具有可操作性.     

中、西、马哲的历史对比和当代会通

在中国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一种积淀着的历史性 关系,它是在全球化开放世界的学术语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语境、中国各派哲学相互争鸣的批 判语境中被讨论的。中、西、马哲之“异”是由历史环境之异、哲学旨趣之异、范畴体系之异构成的; 中、西、马哲之“同”则包括研究问题之同、哲学观念之通、历史衔接之用这样三个层次。中、西、马哲 在当代可以会通也必须会通,其途径是:三类哲学的研究者必须立足当代、结合实际、把握和反思各自的 核心理念、学术品格,同时利用哲学的可解析性和可移位性,相互借鉴,推进其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既要通过文本解读、哲学史研究、实践总结,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 核心和学说体系,又要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采取科学态度,肯定它们各自的历史地位,评价它 们各自的原理、范畴,在比较中得到启发,在批判中吸取营养,进行科学的整合,借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促成它的进一步现代化。     

历史的反思与认识的超越——苏联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启示

苏联解体20年之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命运的考察与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哲学的党性、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三个层面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历程及其当代启示,有助于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深层次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方法自觉

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从方法论角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需要实现“四个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上,实现由体系研究到问题研究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方式上,实现由传统解释到返本开新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上,实现由革命批判到建设创造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视域上,实现由中国化到世界化的转变。据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内容不断完善,方法不断自觉,形态不断更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中国哲学则是中国有几千年悠久历史传统的哲学。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融合贯通,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将中国哲学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中国传统哲学,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又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摆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