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制度创新与中国农村城镇化

新中国建立后,农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变革,与之相对应,农村城镇化进程也有许多变数。承包制对农村城镇化的贡献与制约并存决定了农地产权制度必须持续创新。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有利于城镇化的一种创新选择。     

论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三阶段梯度演进

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构建,应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分三个阶段逐步梯度演进,一是现阶段继续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积极推进农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进程;二是实现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向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的中期创新模武转换;三是实现集体所有、家庭租赁经营向农地产权制度的远期模式-国有永佃制转换.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我国农地权益分配的机理研究

农地产权制度及其所形成的农地利益分配关系是决定农地资源配置公平与效率的根本因素。本文在阐述农地的"权"与"益"内在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了不同产权制度情景下农地权益分配关系以及农地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探究了能够实现农地配置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农地权益分配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及理顺农地利益分配关系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结论:只有同步推进中国特色的农地发展权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样权能的制度创新,才能真公平公正理顺我国农地权益分配关系,最终实现农地配置的公平与效率。     

中国农地产权利益集团博弈行为的绩效分析

中国农地产权利益集团包括私人产权要求者利益集团、农村基层管理者利益集团、官僚和政治家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博弈行为带来的社会经济绩效和制度绩效明显表现出负绩效大于正绩效,这种博弈所诱导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向不合理,必须通过相应的改革措施扭转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方向。     

构建农地金融制度的思考——统筹城乡发展的另一视角

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是在农地市场化进程中逐步推进的,具有渐进性.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是由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农地金融制度等组成的一个系统,其总体目标是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农地金融制度通过农地使用权的抵押来融通资金,以满足农地开发利用和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大量需求.     

中国农地市场发育与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市场发展与农地产权制度演进的一般模式考察,结合现实的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地市场发育与农地产权制度演变关系的实证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尝试提出了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新思路从培育、健全及完善农地市场入手,在渐进的城乡土地市场对接过程中,实现由市场优化选择的农地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的制度安排。     

浅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对以往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二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农地的产权制度内在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致使农民切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既影响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程,也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需要从保护农民承包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构建农民突出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而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

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是在频繁而巨大的制度变迁中形成的,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诸多制度绩效后逐渐表露出内在的脆弱和不适宜性。从土地功能的角度,根据各利益主体的初始地位分析其博弈过程与结果,完善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应注意以下几个平衡关系:(1)公平与效率的平衡;(2)农民利益与其他主体利益的平衡;(3)农地三权与农地发展权的平衡;(4)区域内与区域外的平衡。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历史——基于农地供求关系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农地供求关系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历史:(1)农地"兼并"与"反兼并"的历史:"公权"与"私权"的循环博弈;(2)农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从"公权"与"私权"的循环博弈到"两权"分离的过渡;(3)农地经营权流转: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离的过渡.笔者认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决策部门未来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进一步创新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制度;二是努力推动农地承包权的自由流转;三是严格限制农地所有权的重构.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     

从《新青年》的忧患意识看五四爱国主义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五四爱国主义在继承传统士大夫济世拯民、爱国报国精神的同时,更赋之以全新的内涵。它摒弃了传统士大夫对于君主权威的依附人格,代之以生机勃勃、个性独立自主的民主气息;它饱含着浓烈的忧患意识,又充满着源于开放意识的信心与乐观;它不是盲目的“忠君报国”,而是立足于“科学”、“民主”之现代意义上的理性爱国。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