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价值的确证与自我感受的追求--当代女性作家情爱小说分析

本文描述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时期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描写的文学现象 ,并通过分析指出女性作家情爱性爱描写的嬗变 ,即从通过对情爱性爱的描写表现对女性精神的求证 ,追求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对女性存在本身的意义价值尊严的思考。到对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非常具有个性化的自我感受的表述和追求 ,情爱性爱本身的描述。表现集体精神之外的一种纯个体、个性、个人的满足 ,对感性 ,对女性生命力本身的认可。社会生活的不同 ,女性作家对情爱性爱的认识、表述也是不同的     

五四性爱小说的道德审视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性爱生活和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性爱生活具有别的生活无法替代的历史作用。然而,在我国,它又命运多蹇,不但众多时代的政治和统治者不断排斥,而且传统伦理道德对它也过于苛刻。从夏、商、周三朝信奉“女色祸国”,到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无不充斥着对性爱的极端厌恶。尽管我们不能说,古代文学中没有性爱描写的作品,但要看到绝大多数表现性爱的作品,     

当代长篇小说的性描写与审美观

(一)当代社会的性爱观、伦理道德观出现了世俗的与超世俗的、古朴的与未来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等等多种观点色调杂然纷呈的现象。这样,就使得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性描写也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形态。这首先表现在对性爱道德的描写上。我们发现当代长篇小说,对在传统道德束缚下被扭曲的性爱作了深刻的反省和描写。比如蚋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中的区委书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神秘美

在我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追求神秘美的现象。许多作家,在有意识地描写神奇的人物,讲述怪异的故事,展示玄虚的场景。这种神秘美的追求,归根结底是与人类生存状态中的神秘有关的,同时,也有着特定时代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文学开拓的等多方面的内在原因。这类作品,不仅别具审美风范,且有着激活读者想象,开拓读者思维空间,启悟人们领略人生的深奥与复杂,使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价值,人类生存秩序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理性的迷惘并非超越——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与其说这是一部性文学作品,不如说它是以性爱描写表现人性变异和主体超越的作品。探讨本书潜涵于性爱描写帷幕后的思想底蕴和主体超越历程中的精神轨迹,对于准确把握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主人公章永璘不厌其烦地向读者大力铺叙特定历史时期禁欲主义条件下的性意识和性心理氛围,似乎有过度之嫌。黑色囚服,是男女劳改犯的身份标志。而黑色囚服下,藏着一个横冲直撞的“里比多”(libido,弗洛伊德之谓“性本能”。)。且看男犯。他们出工时,边唱歌边向远观的姑娘媳妇“挤眉弄眼”。闲聊时话题不离女性,甚至在联想和梦中也尽是女人。再看女犯。据     

性爱意识的艺术表达

情爱是小说创作的天然主题。性爱意识的艺术表达,一定要遵循它的美学规律,通过对性爱的描写刻画,透视出社会、人生、历史、时代的文化深度。以此为原则,铁凝的中篇小说《对面》就有些过犹不及,而汪曾祺的《受戒》就达到了性爱艺术表达比较高的美学要求。     

齐文化视野的文学创作及其审美风格：张炜与莫言

齐文化是一支具有独特的文化模式与价值理念的地域文化,它对成长并生活于齐地作家的文化人格与文学创作风格一直存在着深远的影响。以张炜、莫言等为代表的生长于齐文化圈的作家的创作,表现出齐文化影响下的独特的文学审美特色：一是作品中营造的神秘浪漫的民间世界;二是作品中刻画的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三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恢宏恣肆的开放气度。齐文化在文化研究中一直处于被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鲁文化遮蔽的状态,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对齐文化与其影响下的文学创作的研究在当代即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经济描写:《红旗谱》的立篇之本

《红旗谱》的经济描写,迄今未有人将它作为独立系统的文学现象加以评估。本文以大量实证史料和统计数据为依据,通过时代经济背景与作品经济描写相对照,论述作品经济描写的真实性、科学性、丰富性及艺术成就,进而揭示经济描写在整个作品中的重要意义和"立篇之本"的巨大价值。     

明清艳情小说中性爱描写的价值判断

艳情小说的大量出现是明清时代社会思潮不断演进的必然结果,其作品中塑造的人物群像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投影。“淫书”的泛滥与性观念的解放密不可分,艳情小说对性欲泛滥和病态性遐想的种种描述,既是对旧道德和旧秩序的一种扬弃和反叛,更是一个腐朽时代渐行渐远的艺术折射。明清涉性小说在叙事模式以及细节描写上所展示的艺术特点是值得关注的,其与春宫画之间彼此依存、互为补充的内在联系,更为后人准确解读性爱描写的文学价值提供了直观的艺术参照。     

论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民俗化倾向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民俗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并在其作品中被大量描写。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民俗描写提升了作品主题的深刻性、凸显了作品内容的时代性、烘托了典型环境的多彩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新时期小说创作重视民俗描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家对民俗文化的深刻体验,又有时代对民族精神的强烈需求,更有文学对民族传统的迫切追寻。     

近年来儒家伦理论战述评——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

近五年来,人文学界围绕儒家伦理是腐败之源还是德性之端的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持前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特别是爱有等差观念,是儒家伦理学中最荒诞、最黑暗的思想;儒家伦理根本不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儒家伦理应为现实生活中某些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承担责任。持后种观点的学者则从文献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方法学乃至比较文化学等角度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应。这场论战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次中西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其主流话语由以往的“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转变为对于传统的“了解之同情”和“温情与敬意”,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特色,因而将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儒家孝论的发生及其变异

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 ,一种文本一经问世 ,文本作者就已丧失对它的阐释权。注重自然亲情、追求人格独立与平等的原生儒家孝论 ,自秦汉以降便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愚忠与愚孝一同诞生 ,强调子女对父母尊长绝对无条件的顺从是秦汉之后孝论最大的特点。愚孝风气的产生 ,与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因此 ,如何创造性地回归原生儒家孝论将是关系到儒家孝文化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     

论孟子恻隐说的深度悖论

孟子把“恻隐之心”视为“仁之端”,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爱理想奠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坚实起点。但依据儒家的血缘亲情精神,尤其是依据孟子在批判墨家时提出的“一本”原则和“爱有差等”原则,他的“侧隐”说不仅会像夷子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说那样变成违反天理的“二本”,而且会像墨子的“兼爱”说那样沦为“无父”的“禽兽”,从而陷入深度悖论。     

从“亲亲”之爱到路人之爱——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进路

儒家的"亲亲"思想中蕴含着两条自然逻辑进路:其一,从"亲亲"到路人,是"爱"之情感生发的逻辑进路;其二,"家庭—宗族—天下",是共同体意识生发的逻辑进路。这两条逻辑进路构成了一个前后相因的整体性进路,昭示了儒家"亲亲"思想与现代慈善伦理通约的可能性。在认肯此种逻辑进路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儒家"亲亲"思想加以更新与发展,可能性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有助于厘清当下的认识误区,促使现代慈善伦理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探寻其合理性根基。     

沈从文小说中的性爱思想谱系及其文化价值

沈从文小说的性爱书写主要源于地方风俗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沈从文把充满激情的性爱当作"爱与美的新的宗教",以两性之间自然的性爱和情欲来高扬不受现代文明约束的野性,其中饱含着对生命力的赞美,以期通过对野性文化的呼唤,唤起有血性的民族精神。通过性爱形式发掘民族古老文明的根源以重建民族文化,成为沈从文的文化重建的策略。     

“子见南子”:历史公案与现代想象

"子见南子"本来是无关情爱的礼节性拜见,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着导向情爱想象的意义结构,在王充、朱熹等人的谈论中早已与敏感的男女情事相关。现代以来,林语堂的独幕剧《子见南子》以南子为中心展示了一种个性自由、男女平等的现代精神;胡玫电影把"子见南子"演绎为情爱故事暗合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史诗性"特征,对中国文化及民族史诗的重构具有积极意义。应该从宏阔的文化视野出发理解"子见南子"的意义。     

忍与不忍——儒家德性伦理的一个诠释向度

忍与不忍是两种相关的心理现象。忍可分为四种:修养之忍、车段之忍、无奈之忍、忍人之忍。其中的修养之忍(忍己)与不忍人是一体之两面,但前者是独善其身,后者则能兼济天下,属德性伦理的范畴。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讲求的爱是对弱者的怜爱而非对崇敬者的热爱。孟子的“不忍”之说是其心性论的核心,而宋明儒者关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说,则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两者均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系统中十分重要的地位。“不忍”的道德修养与功夫之学是德性伦理学的重要课题,是人性的光辉体现,展现出儒家的道德责任与仁爱的生命情怀。     

漫谈儒学与家庭伦理——从亲情关系说起

儒学伦理是德性伦理 ,其核心是仁。它首先从家庭亲情关系开始 ,包括夫妇之间的尊重和忠诚 ,父母子女之间的慈爱和孝敬。现代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市场经济走进了家庭 ,财产和权利、义务方面的问题突出了 ,但是亲情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在平等的基础上继承、发扬儒家伦理 ,与现代家庭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对于家庭的稳定和谐、人的素质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论孟子推恩说的深度悖论

孟子的“推恩”说试图从特殊性的血缘亲情出发,实现普遍性的仁者爱人,由此把儒家理论架构的两大支柱———“孝”与“仁”内在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孟子同时又提出了“爱有差等”的原则,明确赋予血缘亲情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导致他的推恩说陷入深度悖论,在传统儒家的理论架构内无法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