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论中日钓鱼岛争端及其解决前景

中日钓鱼岛争端涉及岛屿主权归属和相关的东海海洋权益两个方面。从国际法方面看 ,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 ,日本所主张的“无主地先占”原则根本不能成立。根据联合国新海洋法和国际司法判例 ,钓鱼岛不应享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 ,亦不具有划界效力。中日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应遵循公平和自然延伸的原则。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前景下 ,钓鱼岛问题面临的三种可能的选择     

论中间线原则在中日东海争端中之适用——以国际法为视角

中日东海的大陆架争端已成为影响中日邦交的重要因素。东海大陆架不能适用中间线原则进行划界。中间线原则并非习惯国际法规则。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是公平原则，中间线划界需以能达到公平结果为前提。国际公约规定下的中闻线划界的前提是划界区域属大陆架，在当事国为共大陆架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国际法院判决表明中间线划界非大陆架划界原则，而是一种划界方法。在争议区域存在地质、地貌、生态或其他足够重要因素可以决定一条统一的自然边界时理应排除中间线方法之适用。冲绳海槽、海岸线长度、走向以及对油气资源的贡献，这些因素决定中间线划界方法在中日东海争端中不能适用。     

中国周边大陆架的划界方法与问题

中国在黄海大陆架上覆水体的水深很浅 ,没有任何天然分界线。基本上 ,可以期待运用一份衡平考量因素 (equitableconsiderations)的清单 ,逐项按照科学证据 ,加以考虑 ,完成最终的衡平划界安排。在东中国海地区 ,冲绳海槽既深且长 ,而且还在扩张之中 ,已经将东海大陆架明显区分成了两个部分。琉球大陆架位在海槽东边。日本为了在东海大陆架上取得较有利的地位 ,始终坚持对钓鱼台列屿享有主权 ,这是违背历史证据的说法。在南中国海地区 ,国际社会对于相关问题始终有着若干误会。中国在南海U形线内的水域享有历史性权利 ;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其历史性水域。除非正视国际法、否认领土主权的时效取得、将南海分为三个层级来看待 ,否则衡平划界将很难完成。     

大陆架划界标准及对解决东海划界争端的启示

自然延伸原则是大陆架法律制度的一项根本性指导原则,等距离线或中间线作为大陆架划界的一种可选方法,不能否定、更不可能取代自然延伸原则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平原则体现出来的恰恰是大陆架划界的一种思想和追求。深入剖析大陆架划界原则与方法对研究和探讨我解决东海划界争端问题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南海岛礁主权争端解决路径探析

南海岛礁主权争端涉及多方利益,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也涉及周边国家政治与经济利益,甚至牵涉到各大国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复杂的海疆争端之一。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问题需遵循国际关系法治化原则、衡平原则及时际法原则。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可通过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调查与调解等外交途径,联合经营模式等共同开发途径,以及国际法院、国际仲裁程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特殊规定等司法途径,来解决南海岛礁主权争端,维护中国的合法利益与南海的和平稳定。     

大陆架划界的法律甄别与适用论考

国际法与国内法均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国际社会没有专门的立法机关,造法主要由各主权国家协同进行,国际法上法律适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甄别并确定可适用于个案的法律。鉴于国际法的特殊性,无论“公平原则划界”还是“等距离划界”,其适用前提是对当事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可适用的法。从法律适用角度来看,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首先要确定对中日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制度,置对中日双方均具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不顾而另行寻求其他依据或方法将是舍本逐末,无助于解决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     

从国际法角度看中日东海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与日本在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上存在着分歧。中国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归属原则,日本主张“等距离中间线”划分原则。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到领土争端的敏感问题,关系到中日两国的切身利益。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中日东海争议缘由,阐述两国在东海划界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并着重对两国的主张进行法理分析,以探讨解决该问题的前景。     

论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的法律问题

中日东海大陆架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与日本的结构性矛盾在海洋划界问题上的尖锐体现。中国对钓鱼岛享有无可辩驳的主权依据,在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尽量对钓鱼岛采取＂零效力＂的处理方式。通过对中日双方大陆架划界主张的比较,我国主张的法理依据及日方主张的无理性皆显而易见。中国需要在今后的东海划界谈判中更为成熟地运用法律手段,创制适用于东海海域的有关国际法规则,并以此来确保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最终圆满解决。     

多维视角下的历史性权利研究

根据条约法解释理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对历史性权利的地位做出明确规定,但也没有否定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历史性权利是一般国际法规则在特殊情况下的适用,属于习惯国际法。时际法是国家取得领土主权的重要国际法原则,也是解决国家领土纠纷的重要依据,是我国在维护南海主权的有效法理支撑。解决南海争端,维护我国南海权益,需要从更高的国际海洋法层次乃至国际法的视野来看待和审视历史性权利的性质和地位,需要从发现原则、先占原则、禁止反言原则等岛屿争端的其他法律解决机制寻求到支持。     

从中美贸易争端看WTO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现行WTO规则下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授权WTO成员可以采取单边措施以维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对于国家安全例外,WTO规则规定得较为模糊,这使得成员在援引适用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的基本国家安全利益并非普通的产业安全利益,其认定标准更为严格。适用国家安全例外需在程序上进行制约。具言之,需明确成员国对国家安全例外的援引前提,并突出适当性原则、非歧视原则在国家安全例外中的适用。此外,需强化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国家安全例外纠纷的监督与规范,并通过补偿机制敦促成员方审慎适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     

中国海洋意识发展反思

海洋意识包含"重商、冒险和进取、开放和多元"三要素。以闽南人为代表的中国海洋意识和海洋发展,在历史上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但在大陆文化主导的明清政权压制下,中国的海洋意识和海洋发展中途夭折,未能促使商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期西方的海洋意识则引领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家。因此,海洋意识不仅是关注海洋的物质利益,也蕴含"平等、多元、宽容"的内涵以及由此孕育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     

中国传统海洋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立体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时代,海洋发展是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自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海洋强国便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继承和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传统,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推进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是海洋强国的内在诉求。没有古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崛起,近代中国在海洋上的衰落,就谈不上当代中国在海洋上的复兴。也就是说,中国海洋文明史是现代化倒逼出来的历史问题,客观与准确界定海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讲好中国故事,需要中国海洋文明史的支撑。     

论海上强行法之历史变迁及对我国海事立法的思考

通过回顾《海牙规则》《汉堡规则》及《鹿特丹规则》等立法以及航运实践可知,海上强行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出现,一方面是海上运输法吸收了民法理念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国际货运公约的制定已放弃了全面统一的旗帜,将一些任意性的规定交由双方自行决定,从而实现了有限度的统一。基于此,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号召下,我国的海事立法需立足于"求同存异"的战略考量,遵循意思自治之原则,从而为"区域性海上货物运输法"立法作好准备。     

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探究

海洋强国战略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盐城海洋文化保护开发对延续盐城文脉,打造盐城文化品牌,为盐城城市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海洋文化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应有目标,是打造全球海洋治理新格局、实现世界海洋和平安宁发展的必然追求,合作、共建、共享、共赢逻辑下的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理应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基础和价值体现.而这正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国海洋文化理应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起到主导、引领性文化基础和精神纽带作用.     

海洋运输强国与航运自由化

海洋运输是我国海洋产业中最重要的行业之一。我国已经是世界海运货物的最大来源国,长期以来却是运输服务贸易的逆差国。数据显示,我国海洋运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正在逐年提升、固定市场份额指数已经由负值转变为正值。这些国际竞争力指标的向好与我国近十几年来放开海洋运输市场、促使我国海运企业直接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有正相关关系。     

赫德与中国海关

赫德在中国工作长达52年，他兴办了近代海关，使关税成倍增长；设置了近代助航设备，便利了航运；创办了近代高等学校，设置了天文台、物理实验室；翻译了西方书籍，引进了西方科技；兴办了近代邮政，为中国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成效卓著。他曾受到清政府多次表彰，官至太子太保，以肯定他为中国近代化作出的巨大贡献。     

海商法起源之重新界定——楔形法典中的海商法

我国海商法学者对于海商法法律规范的起源问题存有争议:或认为起源于罗德海法,或认为起源于汉穆拉比法。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存在着人类最早的成文法典。在这些楔形法典中,竟然孕育着关于船舶碰撞、船舶租赁等海商法规范的雏形。这些楔形法典中的海商法规范,才是海商法的最早起源。     

我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海洋社会学论坛综述

随着对海洋社会学基本学科属性认识的深入以及对海洋社会学问题的研究,海洋社会学研究的队伍也日益发展壮大。2010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年会期间,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并举办了主题为＂海洋开发与社会变迁＂的第一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围绕论坛主题共收到论文25篇。讨论的内容分布在海洋社会学基本理论、沿海区域社会变迁、海洋环境问题和海洋人群尤其是渔民问题研究等方面。     

上海大学团组织与青年运动（1923—1927）

1923年9月，上海大学团支部成立，迅速成为校园内外非常活跃的青年学生力量。上海大学团组织是当时上海地区青年团中最突出的基层组织，不仅在校内筹划举办各类活动，联谊争取各种青年社团，宣传党的方针，传播进步思想，注重自身组织建设，而且走向基层，走上街头，联系群众，动员工人，冲锋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线。尤其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团员青年多人流血、被捕、牺牲。由于团组织的出色表现，上海大学成为上海青年运动的中心和许多活动的策源地，使许多青年人才紧紧团结在党和青年团的周围，同时也锻炼和成就了施存统、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关向应、恽代英、张秋人、贺昌等一大批党团核心和英雄人物。“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运动卓有成效，青年团作出了独特贡献。上海大学团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时代氛围，离不开其所在“红色学府”的熏陶，它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党在革命运动中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办学要求。1927年国共分裂，上海大学团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