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反传统”的思辨

超越“五四”一直是学术界的时髦话语。如果我们不理解“五四”的本意,又何言“超越”？于是,我们看到,当“超越”成了一个流于形式的“银样蜡枪头”时,思想的困惑和尴尬就势所难免。固然,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思想禁锢大开,但俯瞰８０年代以来,尤其是９０年代先后出现的几次“文化热”,不能不令人心寒。这些讨论无不与“五四”时期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关,然而研究的观点和结果仍摆脱不了“五四”窠臼,要么说全盘反传统好,要么说全盘西化不对,最后都留有一条光明的尾巴———“五四”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     

反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五四”精英传统道德观论略

这里所说的“五四”精英,盖指正1915年至1927年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文化有所洞见并发生过重大影响者。在传统道德观上,“五四”精英可以分为反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类。前者的核心观点即中国传统道德从根本上不适合现代生活,其所有内容在当代均无复活的意义,中国道德延续的唯一手段即断裂传统,输入西方文化,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吴虞、鲁迅、李大钊等;后者则不仅力阐中国传统道德对现代中国的意义,更强调它是世界未来道德文化的成分甚至方向,中国现代道德的希望即传统道德的复兴,其代表人物伧父、梁启超、梁漱溟等堪称重镇。     

传统道德的困境——“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礼治秩序,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道德范畴,为维护这个秩序起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它们是礼治秩序的灵魂和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是泛道德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文化,人们举手投足、洒扫应对,以及政治的运作、刑事的施行,无不可以纳入道德的范畴。事实上,儒家这些简单粗浅而又无法确定其涵     

与其是反传统,毋宁是反正统——五四反思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往往着眼于其新的一面,强调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具体看一下当时代表人物的言论,会发现五四运动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然而与传统文化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所谓的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正统,五四自有其传统的根源,并非西学可以完全解释.     

传统道德的困境(续)——“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

三道德法律血缘人道儒家传统文化的确给人求实用,讲功利的印象,倾向于“外王”路线的荀子、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顾炎武等不必说,倾向于“内圣”路线的颜回、曾子、孟子、和程、朱、陆、王等也是企求通过心性修养实现王道仁政。他们最根本的生活理想是统一的,即要求在     

也论五四时期的“全盘化反传统”与“过激主义”

〕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糟粕部分。笼统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已不很确切,所以更不能说是“全盘化”反传统。所谓过激主义也只是封建军阀、国粹派、改良派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构陷之词。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转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一探索的结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

“五四”运动过去70周年了,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都要年复一年地纪念它,需要从对于“五四”的反思来确定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有人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学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乃是为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支配;也有人虽然肯定“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却反对“五四”打倒旧道德,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还有人批评“五四”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认为“五四”学者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而难以提出正确的文化方案。本文试对上述观点作一“反思的反思”,以廓清人们对“五四”学者所作的某些隔膜的椰揄和不合史实的判断,并阐明笔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激烈反传统主义探析

本文通过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对其"激烈反传统主义"进行简要评价,探析其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反思经史关系:从“启攻益”说起

本文论析上博简 (二 )中《容成氏》关于“启攻益”、“汤攻桀”以及上古帝王世系的记载与经、史相异 ,并且探讨了《容成氏》、《子羔》和郭店竹简《唐虞之道》具有相同的思想倾向 ,其“禅而不传”或“至于禹而德衰”的思想当属于“孔孟之间”的儒家之学 ,在燕国发生了“让国”事件而孟子的思想更集中在“王霸之辨”时 ,《唐虞之道》等篇的“帝、王之辨”就不合时宜了。“史”受到“经”的影响 ,经、史都存在“务存褒讳”、“隐没者多”的问题。“禅而不传”、“启攻益”、“汤攻桀”等等是被以往的经、史所“损”掉的东西 ,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早期儒家有一种比肯定“汤武革命”、“王道政治”更具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意识。     

试析希罗多德的叙事理念——从“去除神话”说起

希罗多德被誉为＂历史之父＂,也被西方人视作最早的史学家。与荷马和赫西俄德不同,他不愿详谈神事,他的叙事带有一定程度的去除神话色彩。实际上,他在《历史》开篇序言就宣称他的写作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这表明他讲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他能＂去除神话＂,他也不能驱除神性因素对人类事务所带来的影响。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在世纪之交对“五四”科学观的反思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五四”既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又是一场理性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从此之后,科学的观念与价值日益受到国人注重,其威力在整个世界上也日益得到突显,“科技兴国”便相应成为我国发展战略的口号。然而,从本世纪六十年代...     

对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反思——从劣质奶粉事件说起

运动式行政执法已经成为行政执法部门的通行执法方式 ,已经作为行政执法的常态存在着。运动式行政执法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 ,而行政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制度性行政执法方式的缺乏等因素为其存在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但不可否认的是运动式行政执法同样也存在着违背法治精神、助长行政执法的随意性和形式主义、提高违法者对执法的适应性、弱化人权保障、增加行政执法成本和降低整体效益等缺陷。从理论的角度对这一执法常态进行反思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运动式行政执法弊大于利。     

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反思和超越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一批左翼文化人士有感于国难危机，在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发起的一次思想运动。有人又把它称作“新五四运动”，或“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随着日本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文化黑潮也滚滚而来。为了控制民心，泯灭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爱国激情，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国民党政府在强化法西斯专政的同时，大搞文化专制。为了“…     

论董仲舒的“三统”说

新王必建正朔。正月开始于寅月、丑月、子月,其阴阳之气的位次不同,日月行迹也不同,君王之法统当然也要有所区分。夏、商、周三代遵循天命而根据黑、自、赤三统分别以寅、丑、子为正。董仲舒把三统直接与夏、商、周三代历史与礼制相比配的最初目的只是为汉德从夏、取法《春秋》而重建薪王道统奠定理论基础,尽管最终并没有对武帝太初改制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但通过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以经学权威的形式规劝乃至制约了那些为所欲为的集权者。     

语言学中的“概念”论——从洪堡特的著作说起

“概念”是有关语言研究著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洪著》在语言学史上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笔者对《洪著》中概念的使用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论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理性反思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话语是建构在古典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理性至上是古典主义的重要特征。他的 理性概念,相当于以善为内在质素的道德理性,追求的是不偏不倚、中庸守度的理想境界。由此,他标举理性的衡 尺,从文学体式、文学运动和文学批评自身等方面,对以浪漫为特质的五四新文学进行了批评。这种姿态虽然有保 守之嫌,却是对中国新文学进行的一场非常必要而且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理性反思。     

“天下为公”:制度视野下的宋代公权塑造

“天下为公”是儒家最伟大的思想之一,但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制度名称和运行机制直接与“公”字挂钩者并不多见。宋朝或许是例外,诸多塑造公权的制度设计直接与“公”字相关联,颇具时代特色。在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格局中,以台谏为输出终端、学校为涵养基地的公议机制是塑造公权的重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从军政到民政,广泛存在以“公事”冠名岗位和职责的现象。“公事”职官化,足以让绝大多数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时刻谨记自己行使的是公权。对于庞大的政务执行者——胥吏阶层,宋朝广泛流行“公吏”的称呼,这已经非常接近今天“公务员”的概念。公使钱、公使库等职官性术语,皆在展现宋朝独具特色的公权政治。公权政治文明在宋代取得了巨大飞跃,已经颇具近世色彩。可惜,随着宋朝的灭亡,诸多塑造公权的独特设计皆销声匿迹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