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庄子》的接受研究——以黄州诗词创作为中心

苏轼谪黄,在黄州经历了人生的蜕变。这在他的诗词中,有着清晰的表现。为研究他对庄子的接受情况,本文采用文献比对研究法,将苏轼黄州创作的诗和词,与《庄子》一书进行比对。由此,统计出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词,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4%;在黄州创作的诗,引述《庄子》一书的,占比20%。通过释读这些诗、词,发现苏轼接受《庄子》有三个特点：其一,苏轼黄州词接受《庄子》,侧重于消解人生痛苦;其二,苏轼黄州诗接受《庄子》侧重于自新,并以此完成人生的升华与蜕变;其三,苏轼接受《庄子》思想,往往儒释道相结合,尤其是释道相融为一,如盐入水,彼此难分。苏轼对传统思想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做法,值得今人借鉴。     

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以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

长题和题序的大量涌现是唐宋之间诗歌演变的一大现象。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可以看出:从唐至宋,诗歌的长题和题序倾向于陈述作为个体经验的日常生活,具有纪实性和干预现实的特征,反映了创作者以诗为史以及重视读者期待的创作追求。这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以文为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并使诗歌具备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唐宋诗转型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朝鲜诗人申纬对苏轼及其诗歌的接受

苏轼及其诗歌在朝鲜半岛影响十分深远,朝鲜朝后期诗人申纬就深受其影响。申纬接受、学习苏轼与其中国朋友崇苏派诗人翁方纲、吴嵩梁的影响有关。他设苏斋、读苏诗、集苏诗,还收集东坡画像,生活上也模仿东坡情趣。在诗歌创作上,申纬十分欣赏苏轼儒佛交融的思想境界,努力学习其诗境与禅心的和谐统一。模仿苏诗风格、运用苏诗典故或采撷苏轼诗语也是申纬诗歌创作的努力方向。     

流寓视野下惠洪对苏轼的接受——以海南为中心

诗僧惠洪于北宋文士中极为推崇苏轼,在其流寓生涯中,不止一次地通过诗文称引苏轼。海南之行,面对巨大的生存危机与心理困境,惠洪曾亲自寻访东坡行迹,创作多首补苏轼之遗的诗歌,追随与效仿苏轼的诗歌风格与人格精神,对苏轼的接受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特征与深刻的内涵。在相似的人生经历下,以佛禅思想为接引,惠洪与苏轼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简论韩国古代诗话对苏轼的接受

苏轼是对韩国汉诗影响深远的诗人。高丽、朝鲜时代的韩国诗话对苏轼的接受全面而深入,包括对其文艺观念,文学渊源、学习态度及文学史地位,作品风骨及意格,诗歌作法,生平际遇及轶事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对苏轼的接受中,韩国诗话的观照视野受到儒家文化、中国诗话及中国诗坛风气的影响,且处处以苏轼为参照系考察韩国汉诗,呈现出主体性及开放性。     

金元时期唐、宋诗接受思潮探赜——以若干诗歌选本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唐诗鼓吹》、《瀛奎律髓》、《唐音》是宋金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一系列丰硕成果。它们在宋金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诗坛风貌。三大选本在宗宋、宗唐乃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

本文试图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时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宋诗研究的新创获——评张福勋、徐文潮《宋诗论集》

张福勋、徐文潮著《宋诗论集》收集了张、徐二先生近十多年来发表的宋诗研究系列论文３０ 多篇,论题集中,自成体系。作者以公正的态度和求实求真的严谨学术作风,对宋诗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客观论断;对宋代诗人的诗论作了较系统的论述和富有开拓性的整理挖掘,选择合理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亦为其显著特点之一。     

论苏轼儋州时期的人生哲思与文教实践——以苏轼在儋州的诗歌成就为中心

苏轼晚年虽谪居海南遐荒之地,但不坠平生学道真实之意,著述兴教,形枯而神气充盈。于个人思想而言,已达思精理熟之境。于儋州而言,则启此地文教之盛。苏轼在儋州的贡献,对于当今儋州抑或是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既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又具有重要的价值。     

苏轼的旷达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苏轼的旷达是其在北宋"三教合一"成为思想界的普遍趋势下,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濡染佛老而形成的精神特质,是当时士大夫"修身以儒、治心以释"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苏轼的旷达给其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印记,主要表现为:以理驭情,清妙超然;搜研物情,理趣深邃;任性宣情,宏肆奔放。     

中兴诗人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以陆游为例

南宋中兴诗人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是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陆游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禅入诗,在诗中表现出相同的意境;其二,相似的诗歌题材和艺术风格;其三,对柳宗元诗歌的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上述三个方面是中兴诗人接受柳宗元诗歌的一个缩影。     

唐、宋诗在宋元之际接受状况探析——以方回与《瀛奎律髓》为核心

诗歌选本是诗歌思潮的载体之一。《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是宋元诗学发展过程中在诗歌选本领域所收获的重要成果。它们在宋、元宏阔的诗学背景下应运而生,与同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实践互相促进,生成独特的宋元之际诗坛风貌。《瀛奎律髓》等诗歌选本在宗宋、宗唐以至唐宋双宗的诗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在唐、宋诗接受历程中价值独具。     

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

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直言敢谏,不避祸福的人格力量及乐民所乐、忧民所忧的旷达情怀在苏文中的体现。从他们师生指斥时弊的政论文及描写山川、清风、明月的文赋,可见师承关系的继承与传递     

佛教典籍与苏轼诗歌创作探微——以《金刚经》为中心

宋人做诗偏爱以学问入诗,苏轼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对佛教典籍尤其非常熟悉,比如是《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圆觉经》《金刚经》《坛经》等佛教大乘经。佛典的义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诗歌风貌,本文以《金刚经》为中心,细细分析其在苏轼诗歌创作中的表现。从思想角度看,这部经帮助他如何运用佛教智慧来处理人生存亡意义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金刚经》灭尽着相思想,给他提供不少写诗的源泉,或以之作为归纳而用,或以之作为演绎而用,或以之作为主导思想贯入全篇而用。正因如此,苏轼的诗歌所呈现出的才是另一番景色。     

论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与研究——以《小说丛话》为中心

梁启超一生对《桃花扇》评价甚高,对《桃花扇》的研究也用力甚多。他幼时在阅读《桃花扇》时感动落泪,后又熟读成诵,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沉郁慷慨地朗诵其中曲文。他在创作《新罗马传奇》时,曲词宾白和情节关目对《桃花扇》多有袭用和模仿。在《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于《桃花扇》在"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三个方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既是晚清民国时期《桃花扇》接受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他的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的面貌。     

论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北宋初期词人张先以其丰富而颇具革新意义的词体创作成为一代名家,影响了当时和其后的词坛,尤其是其词作中表现出来的“以诗为词”倾向,直接影响了苏轼的词体创作。从环境、组织、创作、个性等四个方面来论述张先对苏轼词创作产生影响的基础。     

凭君挟取传家学 青史贤有后昆良 宋诗的家族特征——以《宋诗纪事》为例

宋诗的家族性特征,非常耀眼。这些家族的成员,还往往结成同一个诗歌社团。由于家族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和认同性,所以某种认同的东西如读书和写诗,就很自然地作为一种相当顽固的传统,一脉传承下去。造成这种家族传承,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一种相当顽固的家教意识。作为家传、家教的物质基础,是家中有丰富的藏书。家庭氛围,成员之间相互影响,...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