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辨孟考

苏轼毕生都对孟子思想持有辩证的态度,他真诚地尊孟,于孟子之学深入有得;亦严肃地辨孟,与孟子展开深刻的思想对话。苏轼辨孟可条为四端,或为误读《孟子》,或为质疑孟子所言不符事实,或为担心孟子的立论为后人误解,或为观点确与孟子不同。南宋尊孟派据其最后一端视之为非孟派,所论虽欠公允,但亦确有所依。苏轼辨孟之关键在于孟子辨性善,苏轼认为人性虽有向善之倾向,却无善恶之属性。苏轼以情本论立言,固有会通儒道之意,却背离了儒家在性理维度上对人性的根本规定,南宋理学家视其为非孟派,亦可谓直抵本根。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琵琶文曲的艺术感染力

“情与理连”这是音乐的艺术处理在结构、布局、形式、逻辑、哲理方面的问题。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     

昙曜与《方便心论》

沙门统昙曜在北魏文成帝复法之后,于延兴二年(472年)组织西域沙门吉迦夜翻译的《方便心论》(一卷),着重反映了佛教中辩论时所用到的逻辑学,但昙曜在当时翻译《方便心论》不仅是为了宣讲佛教的逻辑学,同时也反映当时北魏的政治背景及佛教发展状况,充分表现了沙门统昙曜护法的目的。     

"为文造情"辨

为文造情,是《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提出并作为当时一个创作思潮而加以批判的,其目的是要确立传统的为情造文观念的地位。但其反对的为文造情之“情”中吸纳了个体性的诸如闲适等情感,并为文学虚构留下了相应的余地。它不仅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为情造文观念的重要补充。     

“不平则鸣”辨

“不平则鸣”意为“情激则鸣”,这创作动力论可以说是韩愈创作论的核心。它与韩愈的文学或载道或娱戏的功能论并行不悖。所谓“气盛言宜”,说的是内容充实中气足则“言宜”“易好”;而“穷苦之言易好”的实质是,心愈不平愈“郁于中”愈“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则鸣得愈好。从“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到“穷而后工”的发展看,这一历史性命题,强调的是不如意的生活遭际有助于激发艺术家创作出优秀作品,同时包含着文艺创作是一种心理宣泄,必须表现真挚强烈的情感,必须专一用工掌握艺术技巧法规,以至于包孕着必须深刻而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等等涉及创作本质的认识。     

韩愈和三苏干谒书信辨异

干谒 ,是封建文人入仕的一个重要步骤 ,大部分的干谒活动是以书信为媒介的。不同历史时期科举、选官制度的不同 ,文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 ,会直接影响这些干谒书信的内容、风格 ,反映了作者不同的心态。考查唐代韩愈和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的干谒书信 ,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变化。对这些干谒书信的研究 ,为研究古文运动和古代文人心态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的天命观与心性论

近来诸方家都认识到了郭店楚简中《性自命出》的重要性 ,本文试通过对《性自命出》的文本解读 ,分析了其中天命观和多有异于孟子一系的主情尚情的心性论等思想内容 ,得出了《性自命出》与《中庸》、《孟子》之思孟一派同源于一个儒学的传统。但是 ,由于《性自命出》呈现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儒家形上学建构和明显的尚情特色 ,进而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性自命出》是《孟子》理论来源的结论。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戴震“以情絜情”说辨析

在20世纪的戴震学研究中,戴震的以情絜情说是学者们讨论的重要论题。许多学者对于以情絜情是否能够得理从而可以指导人们的普遍伦理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这种批评似乎形成了一个传统。戴震的以情絜情说作为一种道德决策和检验的思想程序,不过是主张他人的情感欲望成为我的情感欲望实现的一种限制,不存在不能提供衡量人之情感欲望之正当性的普遍标准和侵犯他人自由的问题。以情絜情能够得理,从而可以指导人们的普遍的伦理行为。戴震以情絜情说的提出确实标志着一种不同于宋明理学的乾嘉新义理的完全成立。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金圣叹“三境”论

金圣叹的"三境"论将传统诗学中境界范畴引入小说美学,孕育出新意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三境"论之"才"的内核,二,"三境"论之"无"的美学特征,三,"三境"论之"心"的物化。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抒情学本体论追问──中西情绪情感理论综合研究

国内学人大都热衷于叙事学研究，对抒情学则较少有人问津，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本文试图从实证科学角度解析情与抒情的内在机制，阐明其本体论意义。本文认为，中国的情与心、性论、五脏论包含着丰富的资源，参照西方情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致可说明情与抒情的发生与人作为生命有机体的关系，把情与抒情神秘化或简单化，都不可取。正确的选择也许是，在动态的还原中从事比较研究，小心谨慎地得出细微然而实在的结论。     

《复性书》性情观再探——以“情”为中心的考察

李翱的《复性书》作为主要讨论复性之方的重要思想史文本,其性情观的思想渊源深远,特别是在情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个方面受到《荀子》的很大影响。对李翱之情的理解不能仅局限于探讨情本身的善恶,而须引入人这一主体及其实践工夫,因为对情的内涵的界定不能脱离作为道德主体的心和扰乱人之情性的物。性、情之间并非只是对立的关系,二者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情固然需要性作为自身向上提升的目标和动力,但是性也需要通过情从而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中显现与落实自身。性与情的内在统一才能构成一个完整、丰富的人。因此,性与情不相无这一命题相较于性善情恶、灭情复性,更能突显李翱性情观的特色。性、情关系的厘清决定了李翱的复性之方不是灭情,而是通过弗虑弗思,斋戒其心与本无有思,动静皆离两个阶次来止情复性。复性成圣后便能物格于外而不应于物,情应于内而无情,达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的境界。     

"圣人体无"之我见

"圣人体无"是王弼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上对此作认识论上的考察.本文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作者从体和无两个范畴的解释入手,结合"圣人体无"的具体语境,认为"圣人体无"可解释为"圣人的心体为无",并且指出此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可以相通.     

难以取舍的“无差异”

有一头肚子很饿的驴子,在找食物。它走哇走哇,就在再也走不动的时候,发现了两捆草。     

从高上心思到历史判断——对阿罗频多历史—心理学的一点理解

阿罗频多看待人类社会的精神进程,是用了“历史—心理学”的眼光,此即精神哲学的应有之义。吾人判断历史,乃以古往今来的社会事件为对象,其客观依据是“事理”,其主观依据是“情理”,徐梵澄先生则说之为“思心”(mind)与“情心”(heart)。二者合之,静态地说是“结构”,动态地说是“功能”,动静一如可曰“辩证的直觉与具体解悟”(牟宗三)。在阿氏的语境中,知觉性之高境涵摄知觉性之中、低境,故情、理双彰只可在“高上心思”也即“情心”中寻。阿氏认为,人(类),这一憧憬最高者,追求神圣者,他(她)不能只为“身体”而心思(动词),也不能只为“心思”(名词)而心思,应为“高上心思”乃至“超心思”而心思。这乃是人类创造历史的本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