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理学复兴之势——围绕“汉宋之争”进行的考察

嘉道之际,随着汉学、宋学对峙的公开化,"汉宋之争"随之达到高潮。而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时的学术论辩中,鞭挞汉学弊病,力辩程朱正统,拓展宋学生存空间;批驳汉家"义理"观,捍卫程朱义理;兼采汉宋,阐扬理学经世思想,利用这场"汉宋之争"扭转了学术格局,促使宋学势压汉学,呈现复兴之势。可以说,宗崇程朱的桐城派是嘉道年间学术争辩中的主力军,其通过"汉宋之争"为理学走向复兴奠定了学术和社会基础。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汪琬的经学思想及吴派经学近源论

汪琬为清初经学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其近承东林、复社经世致用之学,兼学汉、宋,博采诸儒之说,讲求经学与道学的合一、经学与用世的合一,不专立汉学门户.致力于礼学,尤其是礼服学的研讨,著《古今五服考异》,律、经并重,以求羽翼律令,适于世用.解经反对空衍义理,提倡“以史证经”,疑古辨伪,多所发明.汪琬与顾炎武并为吴派经学的近源、清代朴学的先声,惠栋标榜惠氏“四世汉学”的吴派近源说,未足凭据.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方法的体认与价值重估——以现代西方诠释学方法论为参照

以现代西方诠释学理论为参照,乾嘉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光耀殿军,它最突出的历史贡献是创立了一整套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文字训诂方法,通过对古语的科学训释拉近经学原典与诠释主体之间的距离.但是囿于经学时代的历史观念,乾嘉学派因坚持“道理”亘古不易的教义独断论而导致其经学诠释仍然难以避免主观与武断.在清代中期汉宋学术之争渐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这种主观与武断的痼疾不仅未能得到根治,反而在学派的门户争论当中被坚持了下来,最终制约了乾嘉学派经学诠释学的发展和完善.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南北朝至隋的经学交流与融合

儒学自孔子之后,即有门户之别,但经学的大分立却是因南北朝之际的政治文化对立而成。南北经学学风有异,流行义疏不同,然后由于士人学有兼通,且南北士人因往来之际,交流论辩,经学在辩难中求同存异。至隋代统一,以占据上风的南学为基础的经学统一已成历史必然。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宋元明经学的兴起与治经旨趣

宋元明经学或曰宋学的兴起,是经学史上一大标志性事件。宋学批评和否定汉学,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是深入经典内部进行的经学变革。宋儒治经的重心,既在"依经立义",又坚持"以理义去推索",以便进达"圣贤藩墙",凸显了道统论意义的经学主旨。宋明诸儒虽多自出"新义",但实际也吸收了汉学的成果,是"尊经"而重道,为完善经典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经学发展水平。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汉宋楚辞研究的历史转型——以《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为例

《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和《楚辞集注》分别作为汉代和宋代楚辞研究的成功之作,典型地体现了汉、宋思想文化加之于楚辞学的各种影响,以及由这些影响导致的汉、宋楚辞学研究的历史转型:阐释目的由外向经世到内省治心的转变;文本注释由偏重训诂到阐发义理的转变;研究视角由经学原则到文学观照的转变。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清代今文经学浅论

清代今文经学浅论丁原明晚清时期，脱胎于西汉社会的今文经学，曾一度受到重视和提倡，并被某些有识之士作为变革中国近代社会的工具。下面，笔者拟就晚清今文经学的两个问题作一浅论，以求放于学界同仁。一、产生与发展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大致经历了汉学宋学兼采、乾嘉汉...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皮锡瑞经学的特色

皮锡瑞治经的汉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他对汉人的经注经说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采用疏证体以解经、重视文字训诂和名物制度的考证以及治经态度矜慎等方面。对于今古文经学、汉学宋学,皮氏皆持包容的态度。在孔教衰微的晚清时期,皮氏强调需要破除今古汉宋的门户之见而求学之会通。皮氏治经重家法,体现在他的郑学研究中,还体现在他对《尚书》、《礼记.王制》等所作的笺注上。皮氏治经讲求微言大义,体现在他为《春秋》、《尚书》、《诗经》等经典所作的解义上。皮氏治经重经世致用,他以是否经世致用作为评判治经优劣的标准。     

魏晋玄学与儒学

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兴起。玄学名士们,禀承老庄余韵,蔑弃儒家礼度,开启了一代魏晋玄风。玄学风靡草偃,蔚为时尚,成为与两汉经学相对立的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 然而,魏晋玄学既是对两汉经学的否定,又是发展,这两种思潮既相互对立,又一脉相承,玄学是两汉经学的蜕变,并在思想学说和精神风貌上影响了南北朝经学与宋明理学。可以说,玄学是儒学发展链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经学与汉代法制

经学与汉代法制张涛两汉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家经学渗入法律并对它产生深刻、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春秋》等儒家经典的精神和记载作为判案、量刑的依据，史称《春秋》决狱或经义决狱。对经学与汉...     

六朝经学的中衰与发展

<正> 皮锡瑞渭:“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这是治经学史者的传统观点。张衡早就讲到:“愍文学之弛废,怀儒林之陵迟”;魏明帝则说:“兵乱以来,经学废绝”。作如是论者,其后甚多。但从皮氏所说:“郑(玄)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亦衰”,其故在“郑君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王肃“效郑君而尤甚”,我们反而由此看到:儒家经学在两汉之后虽是中衰了,但也有发展。不过从什么角度来看其兴衰,衰的是什么,发展的是什么,都应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