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俄苏文论的日本渠道评析

中国接受俄苏文论有时是通过日文等来接受的,其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俄苏文论的日文译本转译成中文,二是通过翻译日本研究俄苏文论的论著来接受俄苏文论。总体来看,中国通过日本来接受俄苏文论的时间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上半期,内容上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文论。因为时代条件、地理位置和语言等多方面的因素,中国接受俄苏文论的日本路径,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家们独特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思维习惯和关注侧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很长时期内中国文学与文化生活的基本格局。     

再论跨文化变异与误读——以20世纪中上叶中国接受俄苏文论为例

从20世纪中上叶中国对俄苏文论的总体接受情况来看,中国在接受俄苏文论的过程中虽然有关怀现实、反思现实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其基本特征是接受者从自身现实语境、主观倾向与文化传统出发去接受俄苏文论,所带来的主导倾向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与工具化.跨文化理论如译介学、误读理论与接受学充分褒扬接受者的改写、误读与变异所带来的意义与价值,但从中国接受外来文化与文学的这个案例来看,这样的态度似乎有失全面与客观.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是在西方近现代文论和思潮影响下发展生成的。在纷繁众多的西方思想和流派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地位,这有着深刻的历史内在原因。而市场经济所伴随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必然使当代中国文论的建构具有更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阔大的全球意识,同时也为我们建构有中国特色当代文论提供了新的契机。     

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视角

理论自觉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本土情怀,同时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能力的提升来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觉还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并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最后,理论自觉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强化"世界的就是中国的"之意识。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从理论研究的特殊形态走向世界的一般形态,既要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又能从根本上回答"世界之问"。     

论瞿秋白的俄苏情结

青少年时代家庭的不幸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深深埋入了瞿秋白的潜意识中,并逐渐形成了解不开、了不断、割不舍的俄苏情结。如果说,瞿秋白对苏联当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曾有过某种疑惑与感伤的话,那么,在文学上的恋俄恋苏情结却是从无松懈、至死不渝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与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引进、吸收与话语建构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与研究主要历经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引进;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处于从文艺社会学到文化研究的转变;21世纪以来,学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展开批判性反思。     

印象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问题始终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母题之一。本文认为西方文论要合理利用,而不是盲目照搬照抄;中国古典传统文论仍有价值,但要现代化。而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应以敞开的姿态与时俱进。     

论少数民族文论对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意义

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论研究一直是中国文论研究的薄弱环节。但,作为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论能整合古代文论,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及世界性胸怀,实现多民族、古今、中外的三重对话,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与启迪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当代文论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新时期我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关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有某些契合,或者说中国新时期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路径与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某些思路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其影响的领域主要包括:艺术与美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艺术的人文精神的失落与拯救,后现代语境及其现代性问题,从美学的革命、从审美乌托邦向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转向,大众文化问题,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问题,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等等.     

论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对文学地理学的建构

文学地理学是中国本土化学科,其学科建立的意义在于以中国声音传达在以批判传统文学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对于文学、文学理论研究的积极开拓,然这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由于对“文学地理“这一核心概念理论界定不清,而直接导致了文学地理学系统建构的盲点与困难.为此,回归中国古代资源,从人-地及其关系-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学、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两个关系范式来寻求这一问题的解答显然具有研究的学理性和学科发展的亟需性.     

十月革命与苏（俄）远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在全国“凯歌行进”,远东地区也汇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在苏（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远东各地至1918年5月,经过四个发展阶段,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确立了十月革命在苏（俄）的全面胜利。远东苏维埃政权是在严酷的国内外环境下建立起来的,有效的斗争策略保证了革命逐步推进,但是,苏维埃和地方自治管理局两个政权并存、苏维埃政权建设实行“一刀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远东地区苏维埃政权的稳固。     

俄(苏)驻伊犁领事馆的置撤

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前身是沙俄驻伊犁领事馆。沙俄曾先后在伊犁惠远、宁远两城设立领事馆。清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迫于沙俄的压力,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俄驻伊犁领事馆、贸易圈在惠远城西门外开设。同治二年(1863年),伊犁爆发农民起义,俄驻伊领事携贸易圈人员逃回俄国,领事馆关闭。光绪八年(1882年),沙俄交还伊犁后,在宁远城北门外重新开设关闭近20年的驻伊犁领事馆。1924年中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接收沙俄驻伊犁领事馆。1962年"伊塔事件"后闭馆撤离。     

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

在充分肯定当代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必要对当代西方文论本身进行辨析,考察其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的有效性,并最终思考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局限有:脱离文学实践,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理论阐释文学文本、解释文学经验,并将之推广为普遍的文学规则;出于对以往理论和方法的批判乃至颠覆,将具有合理因素的观点推延至极端;套用科学主义的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当代西方文论生长于西方文化土壤,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语言差异、伦理差异和审美差异,这决定了其理论运用的有限性。中国文论建设的基点,一是抛弃对外来理论的过分倚重,重归中国文学实践;二是坚持民族化方向,回到中国语境,充分吸纳中国传统文论遗产;三是认识、处理好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建构二者辩证统一的研究范式。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先声的阶级论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艺术活动相结合的切入点,阶级论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推进主要体现在反映社会生活、作家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品题材与主题、大众接受等问题上,以此兴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但同时也遭遇了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人民论及文艺人民性理论的提出,不但攻克了阶级论遇到的难题,而且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阶级论因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先声。     

创立中国学派 重塑学术形象——马克思主义文论百年反思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正确途径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价值立场为指导,以研究和回答中国当代社会和文艺实践提出的问题为中介,广泛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理论资源,进行自主创造,创立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学派。文艺学者应恪守学术本位、民众立场和学术理路,开拓学术空间,专注学术研究,推进学术进步和学理增长,在中国和世界文论史上写下中国学者有分量的篇章,重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术形象。     

中国文论的建设与超越

中国文论界对国内外文论资料、思想资源的占有空前丰富 ,近百年来养成的辩证思维方式以及世界性、开放性理论视角 ,使其具有兼收并蓄、多元交汇的思维取向和批判地继承人类一切优秀理论遗产的气度。中国文论应定位于马克思“世界文学”的学术立场 ,融通中国古代文论精华与西方文论成果 ,从而走向建设与超越     

当代西方文论思潮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意义(专题讨论)

[主持人语]研究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有何意义?通过对其历史脉络的把握和对流派影响的深入研究会对我们有何启发?这些思潮进入中国后有怎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移植?这种文化的理论旅行在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必须弄清楚的.在我看来,研究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关键在于,在研究各种西学"主义"时,力求弄清其思想文化"语境",追问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它们仅仅是西方的问题还是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国家民族的本土问题还是全球性的问题?是现代性文论问题还是后现代性文论问题?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将有助于新世纪中国文论批评的借鉴和自我反思,并对我们的文化理论策略和文学理论价值维度的确定有着积极的意义.为此,主持人特组织了部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中国文论的诗性言说

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言说,可以归纳为“以诗言诗”——以诗的语言、诗的思维、诗的情感来讨论文学对象。在具体的文论话语中,则主要体现为文论范畴的经验性,以及言说话语的文学性。     

清末爱国风潮缘何转而反清——以拒俄运动为个案

清末以抗外为趋向的爱国风潮,在其发展过程中渐次转向反政府,拒俄运动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中因由,乃是由于清廷推行压制政策而非疏导,这直接导致民间对政府的期望失落,催化革命;再就是清廷未能充分借助改良派等社会资源,扩大统治基础,强化了对立的革命派;此外,革命派的宣传组织活动,导致拒俄运动由倚赖政府向反政府方向转化,清末非理性社会氛围也借此形成.总之,在应对拒俄运动问题上,清政府无论是政策取舍,还是资源借助,都存在问题,再加上革命派的组织宣传,以至爱国风潮转趋反清.清廷最后走向灭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