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县域经济的新发展及政府的对策

县域经济是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区域经济。日本是单一制国家，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地方政权分为都道府县和市町(镇)村两极。2000年日本全国共有都道府县47个，即1都(东京都)、1道(北海道)、2府(京都府、大阪府)、43县。市672个、镇1991个、村567个。都道府县的权限基本相同，唯有东京都作为首都稍有例外。     

日本大正民主时期新内务官僚的地方自治论

20世纪20年代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高潮期,地方自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以安井英二为代表的新内务官僚成为推动改革得以实现的重要力量。他们直面一战后日本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提出了不同于明治时期内务官僚关于地方自治的新理论:主张自治体应该重视居民福利,通过实行事业公营去除资本主义的营利性;强调通过实行地方分权消除政党政治的弊端;批判封建落后的农村寄生地主制度,主张在农村自治中重视佃农组合等。他们的地方自治论有顺应时代发展的积极一面,但也包含着反政党政治、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为日本后来转向法西斯主义埋下了伏笔。     

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与教育荒废

1946年,日本在被占领之下,制定了战后第一部宪法。1947年,根据宪法的原则,公布了哎教育基本法》,继而进行学制改革,实行新的六、.三、三、四学制。新学制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原则,实行单轨型的学校教育体制。教育行政也进行了改革,实行地方分权制,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以及盲哑学校等,均由各都道府县部门负责领导。教科书、教学内容等事项属文部大臣权限,不久转由公选制的地方教育委员会掌管,如审定教科书事项等。     

日本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

日本国属于单一制国家,由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等地区组成。全国共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642个市、1982个町、630个村。日本地方政权采取地方自治的形式,统称为“地方自治体”。一、日本地方自治体的变迁日本地方自治制度源于欧美的“居民自治”和“团体自治”制度,始于明治政府进行的行政体制与国家机构的改革,战后又得到了重新确立。在《日本国宪法》中,对于地方自治问题专门列为一章,把地方自治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派的地方行政机构加以确认。     

教育支出与财税改革:基于日本的经验

与日本相比,我国的分税制并不够彻底,省以下并没有进行分税.根据我国的国情,可以建立彻底的分税制.目前,在我国还出现了分税制向分成制(共享税制)回归的趋势.我国地方财政的四层制开始出现减层的倾向,而在日本则出现了可能从两层制向三层制(所谓"道州制")演化的提案,这会给我国带来一些启示.日本的"三位一体"财政改革,在扩大地方财权与加强地方自治的同时也扩大了教育经费支出.在这些方面日本有许多经验都值得借鉴.     

探析日本的三位一体改革

日本结构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从官到民、从中央到地方".其中,三位一体改革的构想充分体现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放权让利的改革精神.国库补助负担金、税源转让和地方交付税的改革,原本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三个基本出发点,为了平衡改革对各利益集团得失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地方分权计划中提出对这三个基本点进行一体化改革.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方政治势力的偏好顺序各不相同,三位一体改革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日本地方银行浅论

日本地方银行浅论苏雁，傅羽弘日本地方银行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遍布全国各地。截止到１９９５年３月，全日本共有６４家地方银行，每个都道府县都拥有］家，有的甚至有２—３家，营业网点（包括海外的）达７０００多家。这些众多的地方银行在日本经济尤其是地方经济的...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述论

鉴于近代中国“民智未开”而导致革命屡遭挫折的历史教训,孙中山提出了以县为基础广泛实行地方自治的具体方案。实行地方自治是孙中山革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程序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击中了君主专制制度的要害,从理论上找到了中国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正确途径。     

关西广域联合:地方分权改革视域中的日本跨域治理实践

植根于分权改革历史中的广域联合制度,是日本跨域治理实践中的重要一环。根据《地方自治法》,广域联合是不同于以往地方政府间公共事务共同处理制度的一种复合的、灵活的、拥有更多事权且更为民主的跨域协同治理机制,也是一种新型的地方分权模式。关西广域联合作为日本第一个跨府县的协同治理广域联合体,其建立经过了从提议、研究、讨论到建章的曲折历程,也是官民协作的实践成果。一方面,关西广域联合通过设置专门的对接机构,尝试分阶段地从中央政府转移、承接与地方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事权;另一方面,通过将公共事务划分领域并交由特定的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方式,促进广域联合中地方政府间的分权与平衡。     

日本安倍内阁的农协改革及其评价

日本农协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农民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国内外环境的改变,农协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日渐凸显。第二届安倍内阁开启了对农协的改革之门,不仅弱化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权力,还推进了全国农业协会组合中央会的股份公司化,都道府县中央会的一般性法人化、地方农协理事会治理结构等改革。这些改革对促进地方农协自立,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提升日本农业竞争力,实现日本"强大农业"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打破农政"铁三角",促使地方农协担当复兴日本农业重任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