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指在网络技术、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以政府为核心,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社会多元要素参与合作,针对潜在的或者出现的危机,协同实施系列性的危机预防与控制活动,把处于混沌无序的危机状态系统中的各种要素转变为具有一定规则和秩序的、相互协同的自组织状态,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损失并增进公共利益.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主要包括完善常规化、制度化的协同机制,合理界定组织的权力与职能;培养和提升各参与主体的意识与能力;实现网络技术支持下的信息共享和主动协同.     

数字时代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以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现代公共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走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随着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广泛应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通过数字赋能形成了各归其位、信息共享、资源融合的危机协同治理机制。一方面,各主体在信息共享平台、协同调度机制、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相互合作,达成了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实效;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加速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转型,也对危机协同治理提出了挑战。基于此,在后疫情时代应该建立与数字技术兼容相匹配的危机协同治理模式,在健全危机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实行技术与制度联动机制、拓宽基层治理共同体等方面加以实践,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浅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性治理

公共危机影响重大,以往的应对和处理模式的有效性不能令人满意,而公共危机的协作性治理则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思路。本文在对传统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反思的基础上,介绍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间协作治理公共危机的基本思路。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浅谈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危机——以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为视角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第一次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并提倡人要不断地反观自身,使迷失的自我重新回归到主体的心灵之中。认识你自己也就是要求人要不断的进行自我反省,照料好自己的灵魂,过有道德的生活。而处于社会转型和价值冲突中的当代大学生,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危机,他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困惑、迷惘、焦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对于当代大学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日本公共危机治理中跨部门合作机制研究——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个案

现代公共危机已从“独立型”转向“系统型”,单一部门的治理模式显示出了适应性不足的困境,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日益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课题。日本是一个多灾国家,在公共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应对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模式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以跨部门合作能力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审视了“东日本大地震”中跨部门合作的“得”与“失”,力图解答跨部门合作存在的内在困境,并通过案例分析,从文化、领导、组织、资源和实践五个方面总结了跨部门合作机制完善的路径。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协作关系研究

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多元化参与和协作。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善治理论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成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主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的考虑基点、行为方式、应变能力、专业色彩等维度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两者互动协作的现实基础。当前,要从构建信息共享系统、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联动反应机制、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与监管、非政府组织提高危机应对能力等方面来实现两者危机治理的互动协作。     

危机应对的经济学原理

20 0 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 ,引发了人们对危机应对机制的进一步思考。本文阐述了应对危机的经济学原理 ,并分析了三方面的问题 :危机的不确定性与应对危机的信息机制 ;及时采取公共卫生政策 ,提供公共物品 ;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和特点 ,及时采取相应的经济政策以稳定局势。     

基于广西视角的公共危机社会性诱因分析

文章结合广西近年来公共危机频发的事实,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探究了诱发公共危机的原因,为危机预防、准备和处理提供了思路。     

论公安机关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与处置

公共危机事件是由于某些特定的或无法预测的因素诱发产生的对公共安全、公共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置已经成为信息时代背景下,检验执政党执政能力和政府应变能力的前沿课题.作为我国政府体系内具有强制执行力的重要力量,在不同事件引起的公共危机中,公安机关应根据不同情况,准确把握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角色定位,应用相应的法律框架,组建完备的应时体系、妥善应对大众传媒焦点,处理好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为高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在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公安机关应当从完善应对机制,强化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不断强化公共危机应对的意识和能力,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赋予的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职责和任务.     

公共危机管理下的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主动做好新闻发布,依法进行信息公开,既是危机管理工作高效有序的内在要求,又是树立地方形象、赢得社会积极评价的传播要求。新闻发布中,如何克服信息授权、信息整合、信息闭合、信息解读、信息校正和信息综合等相互间的矛盾,科学建构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信息关系,不仅是促进数字舆情生态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运行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在要求,对于增强政府与媒体公信力具有直接影响,也成为政府进行有效社会动员的重要保障。从政府、媒体、公众在社会应急状态下的信息供需关系出发,把握好各类主体的有效发声与传播声量是三者关系建构的主轴。政府必须建立新闻发布与舆情处置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在发布议题设置和双向沟通交流中既坦诚相待,又主动有为,以合理地对关注加以引导、消解、分散和转移,促进形成有利于危机高效处置、社会团结和谐及政府能力提升的舆论格局。     

日本公共外交的发展演变与决策实施机制——以“日本屋”项目为例

“日本屋（JAPAN HOUSE）”是2017年起由日本外务省主导的重要公共外交项目。2017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日本屋”展示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2018年,英国伦敦展示中心和美国洛杉矶展示中心相继开馆。“日本屋”项目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日本战略外宣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日本魅力、传播日本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推动日本地方创生、培养知日派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屋”项目的实施时间较短,国内对其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从媒体报道、访客口碑、到馆人数和运营情况来看,“日本屋”项目以其独特的日式美学获得了外国民众的好感,成绩较为突出,对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构建法治下的公共气象服务体系——以气候变化为视角

公共气象服务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开发和利用气候资源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构建法治框架下的公共气象服务体系以提高气象服务能力,进而维护公众利益,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共危机事件中非理性恐慌的应对与政策决策理性化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城中村公共伦理“孤岛”的治理研究——以蒜村为例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城市,但从本质上来说还是一个乡村社区,这样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社会地位使城中村与周边城市格格不入。在公共伦理方面,城中村村民整体的公共伦理意识较城市居民有些差距,形成了一种对比明显的状态,可以称之为公共伦理的"孤岛"。为了解决城中村的公共伦理问题,需要从制度改革、社会体系重组、经济和道德建设多方面同时进行,使城中村的公共伦理体系向城市靠拢,打破"孤岛"现状,并且最终在体制、经济等方面走上真正的城市化道路。     

社会工作团体的整合功能——论NGO介入公共危机管理的价值和途径

NGO作为社会力量的典型代表,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角色、地位、功能和内部管理机制等问题已经逐步进入理论研究视野。笔者认为,考虑到多数中国NGO浓厚的官方、半官方色彩和国外NGO的西方背景,在中国本土要建立起政府与NGO之间的危机管理协调机制,可以考虑以社会工作团体为扭结来整合NGO资源。社会工作团体介入公共危机管理可以有效地促成NGO间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的整合,并推进实现政府与NGO之间合作互动的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