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

中国60多年法治建设的风雨历程,充分证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详细绘制了"法治中国宏伟蓝图"。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在全社会倡导法治精神、培育法信仰。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良法善治,才能确立法治公信力,促成社会公众法信仰的生成,而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培养法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地方先行法治化的内涵探索

地方先行法治化是学者针对"先发"地区法治建设先行发展状态提出的新理念.它是指具有经济社会"先发"优势的地方区域在国家法治的基本框架内,在本地区经济、政治、社会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就依法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与权利、调节各领域社会关系,按照国家统一的法治目标展开先行一步的法治建设状态.其主要有四个特征,即地方党委民主政治建设先行,关键环节的法治建设先行,地方法治建设与其他工作协调并进先行,法治建设压力机制先行.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也是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最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中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依法行政的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愿望还有差距,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存在着"形式化"、"口号化"、"碎片化"、"庸俗化"的倾向。究其根源,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什么是法治政府、什么是衡量法治政府的标准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缺乏自觉的总体设计。以对政治现代化的考察为基础,法治政府的标准可以界定为四个方面,即权从法出是法治政府的根本,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核心,服务、参与和诚信是法治政府的生命线,行政救济是法治政府的要义。如果不符合以上四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那么,所谓的法治政府就不是真正的法治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世界城市"诸多指标中,法治是核心要素之一。30年来,中国已走上法治道路,其中大城市的法治建设作了重要贡献。依据世界和中国经验,世界城市的法治化应走"强政府"大社会"的路子;应创建"法治型"政府,关键是做好人权保障和权力制约;应创建"服务型"政府,将"职责"置于"职权"的优先地位。北京作为"世界城市",未来仍应十分重视法治建设。     

中国海洋法治建设的历史轨迹

我国的法治建设历史久远。在国家和海洋法治建设大背景之下,从"法制"到"法治"的形式要件为理论出发点,海洋法治建设的实践随着其自身的建设发展而不断演进,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史征程,创造了显著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     

法治建设成效要纳入干部政绩考核

##正##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法治政府建设共6个层面、24个字的基本标准,即要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这体现为三个方面的需要:第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加     

全面从严治党语境下的法治型党组织建设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总体战略布局中起着关键性和决定性作用。全面从严治党主要依靠法治从严治党。法治既是我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作为领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历史性任务的执政党自身必须法治化。加强法治型党组织建设是推进执政党法治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内容和坚实基础。要将法治型党组织建设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四型党组织建设提升全面从严治党的水平。通过切实加强法治型党组织建设,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的强大合力,使各级党组织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中国共产党法治话语的形成及其规律研究——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及中央全会文件的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将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建设推向了高潮。从话语的立场看,中国共产党的法治话语已经初步建立,而其建立过程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文章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党代会及中央全会相关文件,基于"法制""法治""依法办事"三个关键词的话语变迁分析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基于"法制"与"法治"的分离及其对"依法办事"话语的吸收,才得以最终形成。它坚持社会主义的性质,在人民的实践摸索中以稳定为核心价值,具有连续性、发展性的规律。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以法律文化创新为视角

新农村法治主体的文化生成是法律文化创新的逻辑使然.法治主体的文化创造性、法治实践的文化限制性与法治建设的文化发展性构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基本缘由;历时性概念的"传统与现代"、区域性意义的"先发与后至"与结构层面的"显性与隐性"形成了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现实语境;制度建构中的文化继承与更新、法律教育中的文化传播与接受及法律实践中的文化创造与超越是新农村法治主体文化生成的具体路径.     

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哈特与富勒论战新探

哈特与富勒论战不仅是两大法学研究方法的正面交锋,也是西方法治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者的争论体现了法治两大要素的对抗,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分析。哈特关注社会事实,认为法律规范是一种事实判断,提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富勒则着眼于价值分析,认为法律规范必然与义务道德发生联系,提出"程序自然法"。哈特事实上主张的是形式法治,而富勒主张的是实质法治。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对立是法治理念内部存在张力的结果,无论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都是"良法之治"的必备要素。探析论战发生的背景、争论焦点,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编辑手记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推进依法治国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落实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总体部署,我们要深入领会,切实贯彻落实。从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以"法治"逐步代替"人治"的依法管理国家和建设的轨道,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治国方针。在30多年来我国向成     

基层领导干部树立法治思维应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应当按照中央关于树立法治思维的明确要求,着重在意识形态层面加强建设:一是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讲法治先要讲政治"的要求。二是要建立对法治的内在认同并自觉践行,按照党性要求做到积极守法、勇于担当。三是要深刻理解法治的价值追求,以追求正义和真理为内心引领,迎难而上。四是要有效把握规则治理这一法治的核心内容,切实把法治思维融入工作实际。     

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和“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创新和完善。法治和德治作为两种互补的调节人类社会的手段,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中,都蕴含着礼法合治的理念,要借鉴和吸收古代"法治"和"德治"传统思想中的有益因素。德治和法治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启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法并举,不可偏废。     

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

"礼法传统"是中华法制文明在数千年世代相传的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以"礼"之精神为指导,以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及"差序格局"为依归的立法精神、司法理念及执法原理。"礼法传统"的典型特征就是"礼法合一"。古代中国法律保障礼治秩序,礼治支撑法律。而"现代法治"则是西方社会历史及文化的产物,其实质在于以法律支配权力,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都必须遵从法律、崇尚法律,法律至高无上。本文以法律史的视野重新审视"礼法传统"与"中国现代法治"的关系。意在说明中国现代法治既有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经验的一面,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性与时代特征。现代化的法治,必然有传统的基因。"礼法传统"就是中华法制文明区别于西方法治文明的最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现代法治时,礼法传统蕴含的固有理性因素、机制及生成原理,更值得我们重视与挖掘。     

法治观念的中西源流考

201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将其序言中的"法制"二字修改为"法治",这一变更背后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更为深层次的政治和司法改革。从"法制"到"法治",书面措辞背后所隐蕴的法之内涵其实已经产生了巨大区别,这就涉及法律在国家政治中的定位、国家权力主体在法治运行中的权限。建立法治国家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思想渊源上讲,中国脱胎于农耕文明的传统强调通过政治精英治理民众,这无疑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则更侧重法治本身的超验资源,一方面通过对上帝、真理和道的持续发问探索立法之基,另一方面以神权为依托形成了相应的权力制衡。把人治与法治分立的政治哲学,未必是最高明的政治哲学,二者既非独立,更非对立,没有一个强有力执政队伍建设,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保障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格局,即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其中,"法治保障"已经成为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社会管理创新步入了法治的轨道。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开辟道路,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保障,使其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可预期性、可操作性;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用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创新的成果,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法治是调整各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稳定器,用法律界定社会主体的权力(利)边界,规范各社会主体的行为,形成多元治理的格局,依法调整社会主体的关系,保障各社会主体循法而为,依法而治。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法治是民生建设的助推器,法治保障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元素,标志着社会管理目标更加明晰:善治社会、法治社会。     

SPECIAL ISSU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EAUTIFUL CHINA Roadma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China

十八大报告在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理政总体方略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勾画了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其目标是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法治系统,任务是将生态理性纳入法治运行轨道,路径是健全和完善生态法治的制度与体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