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安德州今地考

安德州是辽代中京道所属渚州之一。按《辽史·地理志》载:“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①按其方位在霸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东南是无可置疑的。可是这座辽代重要州城,其故址所在至今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有些历史文献,根据不同资料和不同的理解,却作出不同的推测。如《热河府志》说:“安德州郡城在柏山之巅,灵岩寺之侧”;《朝阳县志》则说:     

唐龙镇考

唐龙镇,本为五代府州旧属,太平兴国四年（979年）,来隶麟州新秦县,景祜中（1034—1037年）没入西夏,重熙十八年（1049年）为辽夺占。置宁边州。金灭辽后因之,元至元二年（1336年）省并入东胜、武州。该镇位于丰州以东方向、府州东北150里、东胜州西南300里处,其辖境西北至柳拨川（今陕西神木县西北）,北至故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南）,东北隔内蒙古清水河县西北黄河与府州子河汉混波川（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浑河与黄河交汇处）相邻,正东隔黄河与辽静寇镇（内蒙古土默特左、右旗境）相依,东南隔晋黄河与火山军久良津（今山西河曲县东北）相望,南与河滨堡以北卢子寨白家津（今陕西榆林市府谷县北60里以北处）相邻,其地域总体形状呈自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斜坡。唐龙镇镇治位于黄河西岸,可能为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哈岱高勒乡城坡村城坡古城;宁边州州城位于黄河东岸,即内蒙古清水河县窑沟乡城湾之下城湾古城。     

金代泰州、肇州考

金代的新泰州(以下简称为泰州)即是辽代的长春州,辽帝春猎之地,海陵天德二年降为县,隶肇州,承安三年升为泰州,以旧泰州(泰来县塔子城古城)降为金安县。肇州在辽代为出河店,金以太祖于出河店胜辽兵,肇基王绩于此,遂建为州,名之曰肇州。泰州、肇州二城在东北历史地理与东北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于这两个州州地的考证,     

辽祺州访察记

一祺州,是辽代东京道所属的一个州。《辽史·地理志》记载:“祺州,祐顺军,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州,后更名。隶弘义宫,兵事属女真兵马司。统县一。”又“庆云县。太祖俘密云民,于此建密云县,后更名。”州县同治一城,为辽州支郡。《金史·地理志》记载:“咸平府统八县”庆云为其一,“庆云,辽祺州祐圣军,本以所俘檀州密云民建檀州,密云,后更名。有辽河。”金王寂《辽东行部志》云:“戊午早,解鞅于庆云县。县本辽之祺州,皇统间始更今名。”《辽东志》卷一《地理古迹门》载:“庆云县开原城西八十里,有塔存焉。”     

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

庆州释迦佛舍利塔发现的辽代珍贵文物巴林右旗博物馆庆州释迦佛舍利塔（见封二图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的辽代庆陵及奉陵邑庆州城遗址内的西北隅，造型优美，规模宏伟，为八角七级楼阁式砖塔。该塔建于辽重熙十八年（１０４９年），是辽兴宗生母...     

府州折氏与辽的关系

鲜卑族裔府州折氏在政治上的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连.正是在辽朝的军事高压之下,折氏迅速成长为一支藩镇力量,并依托中原王朝的支持,继续抗辽守边.折氏与辽的多次军事冲突,其性质既夹杂着北宋王朝与辽王朝(辽与北宋)征服与反征服的影子,也有折氏为保护所辖党项部族、保境安民的努力和责任.总体看,府州并不在宋辽冲突的主战场上,而自澶渊之盟后,折氏与辽王朝的西南面招讨司从此再没有大动干戈.     

唐勤州考

唐朝的勤州在今广东省阳春县北半境,勒州城和勒州所领铜陵富林二县城址,《读史方舆纪要》、《清嘉庆一统志》以及《广东省志》、《阳春县志》之说多属误解。本文根据原始文献资料论证勤州城及其附郭铜陵县应在漠阳江西勒州水的中段大湾曲处,富林县城在漠阳江东,地名云霖。今云浮县西南地名富霖只是明朝的千户所城,非富林县故城。其他《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补梁疆域志》、《补陈疆域志》有关勤州记载上的错误也随处给予订正。     

辽代节镇体制与地方监察

辽代节镇除本州外,亦下辖支州。节度使通过带本州刺史衔管理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领支州。辽代实行的是中央—节镇—州—县的管理体制,节镇为辽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辽代节度使所带观察处置使、御史台官等结衔,皆是节度使监察权的体现。节度使以下,节镇内部由判官、孔目官、录事参军等具体负责监察事务。辽代节镇内部设置的判官分为节度判官、观察判官、军事判官三种类型。由观察判官负责考课下属,节度判官、军事判官负责监察司法审判,孔目官负责勾稽文案,从而达到监察政务的目的。地方监察事务在节镇一级基本可以得到解决,节镇是辽代地方监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辽代节度使总揽辖区内行政、监察、经济、军事等权力,为防止出现唐末五代地方割据情况,辽朝中央采取了诸多措施。辽朝在节镇之上设置更高一级的监察区,后由于监察区与军事区、经济区之间存在重叠,使得辽代已经开始逐渐孕育出一种钱粮兵谷合一的大的行政区划。这与金代的路—节镇—州—县四级体制,宋代的路—州—县三级体制,共同奠定了元代行省制度的基础。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     

辽代东京道的通州与安州城址的考察

通州与安州都是辽代东京道所属的州名。前者设置于辽景宗保宁七年,当公元975年,后者设置年代未详。金灭辽,通州与安州皆废,后亦不复置。这两个州的设置时间虽然很短,但它们、特别是通州,在东北历史地理上却为人所瞩目。据《辽史》称:“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按:当作景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     

蒙古兴起前的乃蛮王国

十世纪初,契丹(947年改称辽)兴起,开始西向发展。由于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漠北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居住在漠北的仅是总称为“阻卜”,然而却互不统属的部落,因而,契丹得以很快使这些漠北部族归属自己,但辽代初年“阻卜”部落仅是表示臣属,并没有真正处于契丹的有效管辖之下。从景宗保宁三年(971年)任命第一任西北路招讨使起,辽朝极力加强对漠北各部的统治。直到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镇州、防州、维州三州建成后,辽“开境数千里”(《辽史·萧韩家奴传》),对漠北的统治大大巩固。 除了镇抚漠北各部的活动外,辽朝似乎也曾有更往西发展的企图。穆斯林史料中记载到:1024年,契丹和回鹘使者来到加兹尼朝廷,希望在其与喀喇汗王朝的斗争中得到加兹尼王朝的支持。     

北京的回族

北京回族的来源和居民分布北京的回族,和北京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原北京城垣的西南角,约当今天宣武区辖境的范围,是唐代幽州藩镇城的旧址。五代时,后晋的石敬瑭为换取契丹人的支持,把燕云十六州割给辽王朝,其中就包括幽州藩镇城在内。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辽把幽州镇城升为陪都,改称南京。因辽与回鹘的关系密切,说辽太袒述律后的先人是回鹘人;兴宗时契丹公主嫁给回鹤主。据此推断,回回可能于辽时进入北京。记载说,回鹘人留居辽地     

辽代南面京官探讨

辽代南面地方官基本参照唐制,设置京、道、府、州、县、城等行政建制和职官,同时也加进了不少契丹本族职官的内容,南面京官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在研究中,要对"南面"予以正确的把握。南面京官是辽代南面地方官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剖析其机构设置和主要职官,会使我们从一个角度比较清晰地了解辽代南面地方官。在辽代五京的主管官中,契丹族占有很大比例。南面京官许多部门的职能都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旧唐书·地理志》勘误(续)

翼州州叙 :“隋汶山郡之翼针县。武德元年 ,分置翼州。六年 ,自左封移州治于翼针。咸亨三年 ,置都督府 ,移就悉州城内……旧领县三……天宝领县二。”(卷四一第 16 89页 )这段叙文 ,有几处脱漏。第一 ,“分置翼州” ,语义不明。分何州何县置翼州不明确。若仅是分翼针县置翼州 ,则紧接下文“六年 ,自左封移州治于翼针”就不可理解。左封何来 ?本卷 16 88页茂州州叙 :“其年 (武德元年 )割翼针、左封、翼水三县置翼州” ,据此 ,则“分置翼州”当为“分茂州之翼针、左封、翼水三县置翼州”。第二 ,依州叙 ,翼州领县当有左封 ,然本卷下文记翼州…     

强力与绥怀:辽宋民族政策比较研究

辽宋都继承了唐朝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的政策,奉行因俗而治的方针,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立了具有民族特点的行政建置。比较而言,宋对少数民族的统辖不如辽紧密。辽宋民族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因为辽契丹统治集团与宋汉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理念不同,前者重在强力统治,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和兵力的补充为目的;后者则重在绥怀,以寻求民族地区的稳定为目的,不惜以钱、物的赏赐来赢得少数民族的臣服。辽宋这两种不同的民族政策,对以后的各王朝都具有相当影响。     

“怨”与“乐”:王昌龄、王建宫女诗情感差异探因

盛唐王昌龄的宫怨诗与中唐王建的宫词,在诗歌史上均颇有影响.两人虽都于诗中描写了宫女妃嫔,但她们的情感心理却显有区别,王昌龄突出表现的是宫女之"怨",而王建突出表现的则是宫女之"乐".形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创作的材料来源有别,题材性质各异,仕宦经历不完全相同,表现手法互异,以及盛、中唐社会风气和审美风尚的悬殊.     

辽代的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是辽代民族融合的特色.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契丹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史学则是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探讨辽代民族交融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叙述多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并推动对辽代史学演进特点的研究.     

“常胜军”对辽宋灭亡的影响

一、辽朝的怨军 常胜军渊源于辽朝末年天祚皇帝时期,其初创时被称为怨军。关于怨军的创置时间问题,史书记载略有不同。《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天庆七年)九月,上自燕至阴凉河,置怨军八营,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后宜,自锦州者曰前锦、后锦,自乾自显者曰乾曰显,又有乾显大营、岩州营,凡二万八千余人,屯卫州蒺藜山。”     

史辨——以中国法律思想史为例

契丹辽朝庆祝端午节始于辽太宗统治时期.契丹辽朝庆祝端午节的内容有制艾衣、食艾糕、饮大黄汤、臂缠合欢索、佩戴长命缕和寿缕、拜天、射柳和击球等.契丹辽朝的端午节俗是辽朝契丹族在吸收中原地区(主要是北方地区)和其他民族的端午节风俗,并按本民族的习俗加以革新而形成的.     

“折家将”与辽、金和“杨家将”的关系论述

与“杨家将”齐名、在抗夏(宋末抗金)防辽中屡建功勋的“折家将”——折氏家族,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研究课题。但是,现在所能见到的研究文章仅两篇:一是韩荫晟先生的《麟府州建置与折氏源流》一文,一是日本学者畑地正宪的《五代、北宋的府州折氏》。他们对府州折氏研究作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但对于府州折氏与辽(契丹)、金和麟州杨氏的关系则基本上没有述及。笔者谨就这一问题作一系统阐述,借以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