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文化与政治述论

辽代文化及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是朝廷推行的文化政策、外交行为或文人的创作、交游等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的文化行为。     

汉族士人在辽代文坛的地位

辽代虽于北、南面各设文翰机构,但发挥主要功效的文翰机构却为翰林院,在院内任职者大多为汉人,承担着起草诏诰的主要文翰任务.在撰写诗文、墓志等方面,尤其在科举诗赋方面,汉士成就表现突出.总之,终辽一代,由于契丹统治者竭力保持本民族的尚武特性,辽代文化繁荣则主要倚赖汉人,汉士是辽代文坛的主力军.     

试探辽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统一中国古代北方,建立辽政权.他们在继承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契丹文化.在创造本民族文字并将其使用于辽朝统治区各项事务的过程中,辽代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辽代的佛教与阅读

辽代佛教的盛行,使佛教读物大量产生,僧人和信徒空前之众,名刹伽蓝遍布境内,寺院阅读繁荣兴盛。它们不仅形成了辽代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成为辽代社会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整个辽代的阅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辽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辽代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章立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都起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府州折氏与辽的关系

鲜卑族裔府州折氏在政治上的崛起,与五代中原王朝和契丹族的政治、军事斗争紧密相连.正是在辽朝的军事高压之下,折氏迅速成长为一支藩镇力量,并依托中原王朝的支持,继续抗辽守边.折氏与辽的多次军事冲突,其性质既夹杂着北宋王朝与辽王朝(辽与北宋)征服与反征服的影子,也有折氏为保护所辖党项部族、保境安民的努力和责任.总体看,府州并不在宋辽冲突的主战场上,而自澶渊之盟后,折氏与辽王朝的西南面招讨司从此再没有大动干戈.     

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

有辽一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史称“辽之内难,与国始终”。造成辽代宫廷变乱频繁发生的因素很多,就制度方面的因素而言,传统的世选制,契丹“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的婚姻制度、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不稳定因素,它们构成了辽代内难发生的客观条件。     

辽代佛教的勃兴与历史作用

佛教在契丹族建立政权以前便受到重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以后至辽朝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呈持续发展状态。佛教是辽代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超越以往。辽代的佛教与城市的发展相伴随是辽代佛教勃兴的特点之一,佛寺和佛塔是标志性建筑。对萨满教和佛教的历史作用要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性质予以评价。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行为准则。辽代佛教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宝贵财富。     

辽代的御容及辽宋间御容交聘活动考述

奉安、祭祀御容是辽代一项重要的礼仪活动。就制度层面而言,其一方面继承了前代及北宋御容奉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契丹民族风俗在一些方面进行了调整与补充。同时,围绕御容,辽宋之间曾展开一系列的交聘活动,这些活动是双方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辽宋间政治的发展作用匪浅。     

辽代宣徽北、南院探讨

关于北、南宣徽院的机构和职官设置时间,系于会同元年甚为妥当。宣徽院不是契丹本族政权机构或职官体制中所固有的,而是吸收、改造唐朝、五代甚至北宋的有关制度设置并逐步完善的。北面朝官系统中,设宣徽北、南院,官设"北院宣徽使"、"知北院宣徽事"、"北院宣徽副使"、"同知北院宣徽事",宣徽南院设官,与宣徽北院只有"北"、"南"之别。宣徽使承担"御前"各类事务,辽代宣徽使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带有礼仪性的活动中,在军事及其它相关事务中也充当一定的角色。辽代对宣徽使的铨选没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目前可以检索到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由低位向高位,由南院向北院,由其他相应级别的职官迁调至宣徽院的一些比较模糊的线索。     

辽代萧氏后族及其居地考

辽代契丹人分为耶律氏皇族和萧氏后族 ,两姓世代通婚 ,并各有自己的“领地”。根据辽墓考古资料及证之《辽史》等文献史料 ,已知今天的辽北地区就是昔日辽代萧氏后族之“领地”。萧氏后族分为两大族系 ,每个族系之下又有许多家族分支。每一个分支家族都在整个后族的“领地”之内拥有一块属于他们个人所有的私人“分地”,并视为故里 ,生前在这里构筑私城 ,从事生产活动 ,死后又归葬于此     

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承天皇太后

据地方志专家杨中华先生研究考证,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萧太后,系我市肇源人,堪称肇源乃至大庆历史第一名人。了解萧太后的治国之道、文治武功,对于从更广远的视角认识大庆历史不无裨益。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     

辽代北方民族的内聚:辽宁地区的移民及其影响

辽代,东北地区处于大移民时期.由于辽宁地邻契丹内地,地旷人稀,且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更是移民频繁,规模空前.移民以内聚型流入为主,且多为战俘型移民.汉人和渤海移民居多,兼有契丹、女真、奚、西夏、新罗等族移民.移民大多聚族而居,形成辽宁地区大杂居、小集居的民族人口分布状态.在辽宁地区,辽河以西多为汉人,辽河以东渤海人居多,而其他民族则集中分布在若干州县和地区之内.这种内聚型移民促进了辽宁经济全面繁荣,城市建设兴起,交通线路得到改善,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     

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 ,山 (林 )水(畔 )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而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 ,又使契丹人的习俗文化生发出了许多与气候特性相关的“特质”内容 ,使其更具地域性特征。     

辽代考古和历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盖之庸《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

2007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盖之庸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是辽代考古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力作,引起了学术界同行的关注。新版《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一书,是作者倾注近10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二姓,这种姓氏制度与其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契丹族二姓的来源同他们部落所居地名有关,也与中原汉姓的攀附有关.通过对二姓分布地区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二姓联系紧密,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在军事上也是国家安全最是有力的保障.     

辽代的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是辽代民族融合的特色.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契丹居民与汉族居民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史学则是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探讨辽代民族交融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叙述多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并推动对辽代史学演进特点的研究.     

以“显隐”代“有无”——船山对濂溪《太极图》的新诠释及其宇宙论模型的基本特征

《太极图》的渊源及其义理阐释在道学历史中的争议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表面上看,船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平庸而折中的。但如果从船山的宇宙论观点来分析,他的这一立场其实正好展现了其对朱子与象山所代表的道学流派在相关层面上的批评。上承于横渠的气学,船山这一批评的核心就在于将理学与心学所共有的"有无"之思考范式转换为"显隐"之思考范式,指出尽管朱子与象山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他们所犯的错误是类似的。     

维京时代维京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及女性地位研究

从公元8世纪末起进入欧洲人视野的维京人肆虐欧洲300年,给欧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先进的基督教文明看来,维京人与他们的日耳曼兄弟一样,是野蛮人,认为他们对外侵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一夫多妻制造成的人口过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从中世纪的眼光来看,维京社会还称得上是个有秩序的社会,他们的法律颇为严格。维京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家庭,家庭是相对稳定的,以家庭为基础的维京社会是有序的。维京妇女在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也拥有一些同时代欧洲妇女所没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