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父亲胡传

胡适的父亲胡传，是清朝继台湾首任巡抚安徽籍人刘铭传之后，又一位安徽籍人奉命赴台湾任知州和统领。并献身于台湾。     

徽州人物：胡适

胡适（1891～1962年）,幼名嗣糜,字适之,号冬友,绩溪县上庄村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二月生干上海。其时他的父亲胡传在台湾任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光绪十九年二月随母等人自沪抵台。因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光绪二十一年初母亲带他离台回到绩溪故里。同年八月其父病故厦门,这时胡适还不满4岁,此后便由母亲一手拉扯成人。在家乡厚重的徽州文化浸淫下,11岁时,胡适已能自己看古文。     

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胡适与国民政府

胡适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太多好感.但他却一直注视着国民党政权的种种政治决策与行政思路,不肯放弃自己的职责;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时刻准备以社会的良心正面发言,并在政治舆论上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建国治国的大道.在此过程中,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冲突与合作相始终,希望与失望相交织.     

胡适与西方自由主义

胡适与西方自由主义具有双重关系———皈依与叛离同存,但皈依更胜于叛离。即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又有对话的可能性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两大文化相逢后的真实情形。     

鲁迅、胡适与辛亥革命

武昌首义的辛亥革命迄今已历百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其伟大成就。鲁迅与胡适都曾热情欢迎赞颂。而他们同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的斗争,表明共和与帝制的矛盾仍然尖锐而长期地存在,辛亥一役并未完成反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任务。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灵魂。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倡行打倒孔家店,即是要打破君主专制的灵魂,替中国的民主共和的现代社会打造思想文化的基础。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反对专制主义及固有精神文明的种种劣根性,任务仍相当艰巨。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20世纪初,中国学术面临新的建设格局.胡适融合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作出示范,他的探索过程和成果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一个范例.     

胡适的文学革命与敦煌学

胡适在敦煌学领域堪称贡献卓著,长期以来,学术界将胡适敦煌学的研究重点放在禅学方面,而忽视了另外一个重点:民间通俗文学研究。敦煌民间文学对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和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产生都有着深远影响,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论支持甚至灵感来源。透过胡适的敦煌白话文学研究,可以更深刻的了解胡适不遗余力地强调新文化运动中"明白透澈的中国根底"的原因,从而促使我们用更深刻理智的视角去观察沐浴欧风美雨的上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巨变中的生命力,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眷恋与反思,对外来文明敏锐的感知与扬弃。     

论胡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

学术与政治,是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挥之不去的话题。作为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领袖,胡适的一生都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身陷季羡林所谓的"怪圈"之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文章联系胡适学术历程,从传统文化、现代哲学基础和身份认同等角度,对胡适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给予新颖而全面的解释与评价。     

胡适与现代中国·耿云志研究员主持

<正>编者的话:胡适生前死后都是极富争议的人物。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学界实事求是地研究胡适蔚成风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胡适是一位在学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是一位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     

胡适手书溯源与书写定位

胡适写字的启蒙老师是父亲胡传,不仅胡适最初的写字是胡传教的,而且其手写的《学为人诗》《原学》是胡适的启蒙教材。胡适的写字,除了受父亲以及学校的习字课训练影响以外,还受欧阳询和薛稷影响较深,少年时曾临习过《化度寺碑》《信行禅师碑》二帖。胡适在书写上严格地遵循传统知识分子习字的方式训练,具有“童子功”。胡适的字不属于“碑派”,而是“二王”脉络,属于明清知识分子追求的“趣味”风格,典雅、趣味、个性张扬,逾规,“法度”不严。胡适无意书法和书家,但他的书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胡适称得上是书法家,只是他不是那种充分学习前人而博采众长的书法家,也不是那种书体丰富多样,多变的书法家。胡适的手书以正字为主,但日记和草稿中很多字很潦草,属于自创“草书”。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胡适与近代图书馆事业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大师,他热心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化,大力倡导发展图书馆事业;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身体力行图书馆工作;积极探索图书科学管理理论,提出＂杂货店的收书法＂,大力推广＂四角号码法＂,积极投身目录学实践,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刘文典与胡适交往的历史考察

胡适与刘文典是皖籍著名学者,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和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均做出重要贡献,并产生深远影响.在1917年至1937年的20年间,除中间短暂几年外,胡适与刘文典长期共事.在刘文典从事国学研究及翻译外国名著的学术活动中,胡适都曾有过建议、评价和帮助.在刘文典短暂地主持安徽大学校务期间,他也曾寻求胡适的支持和帮助.在刘文典的事业和家庭遇到困难时,胡适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予以关心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同样,刘文典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和所取得的成果,也对胡适的学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对于这两位活跃在中国近代教育和学术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很少有人系统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有许多谬误流传.     

胡适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塑造

胡适对于现代中国国民意识的塑造居功至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劣根的批判和反省,胡适认为只有"推到重来"才能塑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国民.胡适在"文学革命"中,主张用"新国语"来实现国民思想的改造;他还强调,独立和理性是最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在他看来,塑造新的国民意识,科学精神既是目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平等对待女性,甚至认为女性可以成为现代国民的先锋.     

胡适与酒

王蒙先生曾记：有酒方能意识流．人间天上任遨游。可见酒的独特魅力。斗酒诗百篇的李白吟出“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佳句，一代枭雄曹孟德则认为：“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古往今来，有多少名士为美酒而倾倒，近代徽州大学者胡适亦不例外。     

西汉与西域各国之间质子关系述略

自汉与西域交通以来,西域很多国家都曾向汉遣派侍子,与汉建立了臣属关系。汉与西域各国的质子关系非常复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质子＂两属＂现象,也有汉与匈奴为了在各国培植自己的亲信,进而达到控制西域的目的而展开的争质、立质活动;到了匈奴降汉,退出对西域的争夺后,才出现了各国质子潜心事汉的局面。西域质子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特殊人群,他们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方面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     

胡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

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因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开风气之先,成为我国摆脱封建旧文化、建设现代新文化的开山宗师,享有盛誉。然而,他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往往被忽视。本文通过探讨胡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发现胡适的翻译活动是其文学创作的先导,是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工具,从而阐明翻译的社会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