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

民国初年以来 ,不少学者将中国古代图书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视为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然而从学术史和图书分类学双向角度具体考察从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后中国人对自身的学术分科的认识 ,并通过分析一些学者以四部为学术分类的实例 ,可以发现以四部之名来确定学科的勉强之处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叙事"视角"新探

在西方叙事学大框架下,对"视角"的划分,不论是英国罗杰·福勒的"外视角"和"内视角",还是法国茨维坦·托多罗夫的"外视点"和"内视点",都与以中国近千年前北宋画家郭熙的"三远"为主的"四远"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后者更具有视觉文化的效果.笔者以为,不管是西方的叙事"视角",还是东方中国的"四远",都存在着人的"眼睛之视"与"心灵之视"的问题."眼晴之视"会受当时当地等条件的限制,但"心灵之视"却可以穿越时空、跨越国界彼此相近相通;心灵之视的没有偏向将使得我们关注到更多应该被关注的文本、文论、画论等;也使"建构一种更具'世界文学'意味的"叙事视角并使其担当起文学范畴内应负的职责更加成为可能.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王国维"为学三变”缘由探析

王国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其独特的个性和成长经历,又使王国维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别.他在治学上涉及多个领域,并都卓有成就.本文主要就其治学转变的原因作一分析和探讨,通过其"为学三变”,来了解王国维的个性及学术成就.     

国学与当代中国文化

"国学"概念,始于清未.其从广义讲,是指中国的固有之学、传统之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从狭义讲,则专指与西方学术相对、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及其特点的形上之学、文史之学.就传统知识内容而言,其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和经世之学;就所涉及的古代典籍来说,则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伴随着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以及"新国学"观念的兴起,国学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对它的理解和诠释仍多有歧叉,所讲述的内容之界域、重点以及章节纲目等,差异不小,难有定规,并无所谓标准之国学.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知识背景和时代特征来认识国学,除了要了解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外,还要把握中国学术史的变化,以思想观念为经,以时代嬗变之脉络为纬,弄清楚国学的发展历史、主要思潮以及核心的价值观念等,只有这样,才能够厘定国学在当代的地位与意义.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四信"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四信"教育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如何,怎样进行有效的"四信"教育,这是个十分重要且迫切的问题.本文作了些探讨.     

"国学是通学"的历史思辨

从学术史、图书分类的角度看"国学是通学",博通的综合与专精的分析,两者并存于一体,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只是因时因人而异,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学是通学"不仅与中国古代史不符,与现代学术发展趋势相悖,更与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方法大相径庭.主张国学是通学,虽然有克服学术分科过于狭窄的意愿.但实际上在国学研究领域很难真正做到.     

关于"四个现代化"概念形成时间的探讨——与韩亚光先生商榷

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目标是周恩来在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完整地向全国人民宣布的.在此之前,没有"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也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定型表述,党内没有形成统一的四个现代化的共识.     

论“四个重在”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河南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加快中原崛起,实现河南振兴,中共河南省委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四个重在。四个重在是今后一个时期对河南全省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河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河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实践要领。本刊为此特刊发《论四个重在》一文,以期有助于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在河南坚持四个重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加快中原崛起的关键点与着力点

编者按: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河南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加快中原崛起,实现河南振兴,中共河南省委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四个重在"."四个重在"是今后一个时期对河南全省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在河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河南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实践要领.本刊为此特刊发<论"四个重在">一文,以期有助于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加深刻地认识在河南坚持"四个重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四个一样”到“四个不一样”看大庆精神的继承与创新

进入新世纪,在"四个一样"的发源地大庆油田公司采油一厂二矿总结出了"四个不一样"的管理方法,即"素质高低使用不一样,管理好坏待遇不一样,技能强弱岗位不一样,贡献大小薪酬不一样".目前,这种管理方法已经上升为一种管理理念,又由一种管理理念提升为一种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这是大庆精神在新时期的新发展,是大庆油田公司深化改革、创新企业文化的重要成果,反映出大庆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时代潮流的强烈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孟轲的"四善"论

孟轲从一个儒家的"私淑"弟子成就为儒家学派中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确立"亚圣"地位,主要得力于他的善性、善养、善政、善教的"四善"主张.孟轲的善性论,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普及提供了依据;善养浩然之气说,为"义"找到了一个落实处;善政即仁政说,将孔子的"为仁"重心,从个体移向整个社会,使"仁"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功能;善教说,则为封建统治者指示了"王天下"的最佳途径.     

周恩来与"四清"运动

周恩来对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着自己的理解.他更多地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看作是旧社会阶级斗争的遗留,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教育人民、教育干部.因此,他不仅提出在"四清"运动中要相信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而且认为要正确地估计形势,不能谈虎色变.在"四清"运动中,周恩来始终强调经济调整和工农业生产的大局,强调要搞好生产.为了体现正确教育和正面引导,周恩来积极推动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精心指导了大型歌舞<东方红>的创作与排练.由于周恩来的认识与努力工作.使党的工作在"四清"运动中形成了"革命"与"生产"相互联系、相互冲突而又平行发展的格局.     

“四个不一样”与现代化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就其形式来讲,它是属于人的思想范畴,是指人的价值理念;就其内容来讲,则是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在人的观念上的反映.企业文化如果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涉及的是企业文化对待时代和对待自己的方式与态度,能否坚持与时俱进,是企业文化能否保持生命力和发挥积极作用的根本所在.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四个基本特征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它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为思想基础;起讫时间上限为晚清变法维新,下限则随国家的现代化而延伸,这是个"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学科架构.其主要特征是:整体性,即展示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贯通性,它既能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又能联通古今中外的文学;兼容性,即它可以将现代中国生成的所有文学兼容并包之;异同性,它能理出各种形态文学的差异性又能从差异互见中摸清其联系性和趋同性,使书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呈现出多元性与严整性相统一的格局.     

《管子&#183;心术》等四篇关于“道”论演变的探析

《管子·心术》等四篇同老庄道家一样,把"道"视为万物所以生所以成的本根。不同之处在于该四篇是把对"道"的体悟和认识运用于治心、治身、治国、王天下的哲学论文。本文试图通过对该四篇关于"道"和"精气"的本体意识和认识论的解析,并与老庄道家思想进行比较,进一步阐述其不同于老庄关于"道"在治心、治身、治国的运用,吸纳众家之长,实现了将老子道家思想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得以发挥和延伸,形成新的哲学流派——黄老道家。     

技术进步问题的四位一体论

技术进步最重要的激励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是谋利.企业谋利方式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生产性的谋利方式表现为技术进步,非生产性的谋利方式与技术进步无关.企业选择何种谋利方式取决于谋利方式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谋利方式在成本和收益比较上的差别决定于现实中的市场经济秩序.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市场经济秩序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技术进步问题的解决迂回地取决于转变政府职能.     

《三德》与《黄帝四经》对此研究

上博简《三德》和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除《道原》篇外)有很多相像之处.既有用词的相像、用韵的相像,也有文章结构上的相像.如此众多的相像,表明《三德》和《黄帝四经》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三德》应该是《黄帝四经》的思想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