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路径依赖问题研究

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建立国内大循环的产业基础,然而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仍呈现出"大而不强、聚而不集"的特征,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尚不明显。根据经济学家埃格特森提出的社会技术与生产技术范畴,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大问题在于组织方式、研发活动和市场分割(社会技术),以及创新方式(生产技术)等因素的路径依赖所带来的制度障碍,这四个方面路径依赖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系统,形成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网络结构。不仅每个单一路径会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而且在网络结构内部各路径依赖之间还存在多层次相互递进的作用关系,共同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因此,要想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实现上述四个方面路径中主次关系的转变。     

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逐步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利用2000—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产业结构升级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为29.6317;中介效应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为11.4741,直接效应为11.5540;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差距正在逐渐收敛,但是中国经济增长还有较大的结构性红利空间;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政府财政支持和固定资产投资。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和科研机构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提高研发效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世界级先进水平的制造业集群。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道。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 ——对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     

数字化时代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以创新驱动发展来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相应地,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工业项目,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本文通过对装备制造业的研究分析,构建出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装备制造业的升级流程图,打造创新驱动——企业能力发展矩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促进辽宁省装备制造业进行有效的转型升级。     

从不平衡到平衡:重塑中国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合理均衡对我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影响.建国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在波动中不断调整、改进、完善的演变历程,产业比例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工业主导,再到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产业内部结构也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由追求总量平衡转向结构优化与升级.结合国际发展经验,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产业结构应向“绿色产业结构”转变,一方面继续加强产业外部结构调整,力求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第二产业适度增长、加快升级,第三产业加速增长,由“传统工业主导”转变为“现代服务业主导”;另一方面要注重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转型,发展新兴绿色产业,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形成以现代化农业为基础,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化服务业为引导的新型产业体系,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机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提出了两个不同而又紧密交织一起的新时代发展战略——“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波特创新驱动理论,将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实践相结合,分析认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种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以及组织创新在内的产业升级的综合创新模式,从而创新驱动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价值链高度化和加工程度高度化三大效应,进而在三大效应联合作用下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仍面临着瓶颈制约。为此,需要坚持市场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好政府生产要素创造和提升机制,同时强化基础性技术攻关,合理引导新一轮大中小企业有序转型。     

运用工业互联网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业互联网是实现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发展工业互联网对于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拓展数字经济新空间、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工业互联网在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面临平台开发与应用落地存在差距、企业实际与平台要求存在落差、典型案例与复制推广之间存在难题、信息技术与运营技术融合不够等四大突出问题。未来应从完善工业互联网政策体系、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和场景落地、加强复合型人才队伍建设等四个方面着手,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和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进程。     

对立创新:“中国制造”转型的品牌策略研究

通过拥有国际品牌实现制造业转型,是提高制造业附加价值和实施内涵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制造的高端品牌能否为市场接受是升级成功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日本制造"成功升级的经验,探索"中国制造"转型的品牌策略,认为在已经在存在发达国家企业强大的在位者的情况下,"中国制造"成功转型的内在机制,不是一般意义的技术进步和质量改进,而是首先采取了与在位者企业相对立的品类创新策略,开辟新的需求领域,避开了与在位者的直接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技术进步和质量提升。     

贸易开放、FDI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商品贸易出口规模逐年扩大.2013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22094亿美元,是1978年的225.4倍,年均增长为16.7％;同时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升级,2013年中国制造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90％以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也逐步上升.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主要是制造业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因此,中国制造业出口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FDI对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出口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高技术制成品出口回归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对东部、中部地区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有正向作用,而FDI只对东部地区的高技术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内在逻辑、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

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内部创新不足和外部竞争加剧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数字贸易以数据流动为牵引，以数字服务为核心，为推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提供了新思路。首先基于“供给侧—需求端—供需联动”角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数字贸易驱动制造业GVC升级的内在逻辑进行了阐述；其次从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服务和数据流动角度考察了数字贸易驱动中国制造业GVC升级的实践困境；再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增强数字技术研创能力、优化数字平台运营环境、推动数字服务产业发展及消除数据要素流通屏障的优化路径，以期为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不甚乐观,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欧美频频开展"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制造业海外收购遇阻等多因素交织,影响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为积极应对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大调整,国务院于2015年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旨在十年内将中国由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面临大而不强、颠覆性的信息革命、企业对信息化改造态度不一等诸多困难。针对门类众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中国制造业,本文提出以执着严谨的工匠精神守护传统制造业、提升核心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工业2.0、3.0与4.0齐头并进等若干转型升级路径。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升级的双向联动机制——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分析

生产性服务进口不但可以通过改善中间品供给质量和结构促进国内制造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和产出规模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技术溢出、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推动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国内制造业产出增长会通过需求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扩大,国内制造业升级则会通过增加对富含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带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从而,形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与制造业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后向拉动效应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双向联动机制.基于WIOT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2000—2014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前向推动效应远远大于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制造业发展对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后向拉动效应也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前向推动效应显著,且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越高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效应越强;制造业产出增长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具有后向拉动效应,而制造业技术升级对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具有后向拉动效应,且技术密度较高制造业行业对高技术密度生产性服务进口的需求拉动效应更大.因此,要以本土制造业供给质量提升和技术升级为主体,以生产性服务进口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为催化剂,构建国内外产业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生产性服务进口+制造业升级"双向联动网络:一是通过扩大市场开放增加国外生产性服务在国内制造业中的投入,尤其要提高"FCB"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引导和促进国外先进生产性服务要素投入;二是充分挖掘和利用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技术溢出、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有效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以进一步拉动高质量生产性服务进口.     

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设计人才的需求分析

文章分析了浙江制造业发展的现状与瓶颈,以国内外设计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成功典型为案例探讨设计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助推作用。通过问卷调查,分析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设计人才从"质"到"量"以及在专业化与多元化方面的需求,为浙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培养做相应研究,为"制造"向"创造"转型升级提供参考。     

江苏制造业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

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是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变 ,而整个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核心特征是工业结构的高度化。制造业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本文实证分析了江苏制造业的特征 ,对江苏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国内外比较 ,提出了江苏制造业调整和升级的目标和措施。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微观路径——基于微笑曲线的分析

当前学界对于通过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实现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走出困境、抢占未来竞争主动权的观点已成为共识。本文基于微笑曲线分析传统制造业的困境,并区别于以往研究,从企业运营的微观角度探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可实现路径。认为在以往研究中被经常性忽视的生产制造环节,可以利用"互联网+"的技术环境改善采购管理、提高生产柔性和优化物流配送的路径达到价值增值从而实现转型升级。最后,对微笑曲线的产生机理及未来的演化趋势进行了思考,指出处于产业链不同区域的企业所掌握的差异化信息的排他性是造成微笑曲线呈现不同形态的根源,而伴随"互联网+"的深度发展和介入最终将演变为一条整体上移、与横轴平行的直线。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述评

从传统产业向现代制造业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融资活动和各种层次的金融需求,由于各国的发展轨迹不同,迄今尚未出现一种最优金融结构模式能够适用于各国的金融体系。金融体系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一是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够很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能够以低廉的成本借入资金并能投资到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二是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转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还存在高比例的传统产业,对于尚不发达的金融体系而言,是无法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的,而运营良好的金融体系在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能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如果金融体系出现故障,则会发生金融危机阻碍实体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与福建省供给侧改革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给福建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提供了市场扩容、贸易环境改善、产品价值链优化等发展契机。如何利用这些契机,推动福建的供给侧改革,是解决福建发展问题的当务之急。为此,福建省必须重视传统产业,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倡导创新,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升。从美国制造业回流入手,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研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对中国的影响,同时对福建省的三大产业结构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计量模型反映出人力资本、对外贸易依存度、科技研发水平以及对外资的利用情况等因素对福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力,并从重视传统产业、加大教育投入、增强企业创新力、延伸产业链以及增加对外资吸引力等五方面对福建省产业转型升级提出建议。     

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与升级

我国现有高投资产业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投资仍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形势下,探索中国高投资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传统制造业资本深化形态的转型升级以及新兴制造业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将构成维持中国未来高投资产业的基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蕴含的投资机会,对新型城镇化将提供不可或缺的产业支撑。但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房地产泡沫对内需的挤压效应、金融"压制"体制对实体经济的掠夺效应以及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高税负效应,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制造业投资转型升级乃至可持续发展的三大障碍。要释放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巨大投资,必需破解三大障碍。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综述——基于产业及空间层面的解释

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与制造业的关系在后工业社会中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以新经济地理学、产业集群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城市经济学为基础的集聚经济研究方兴未艾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开始成为这一研究分野的新热点。现有研究大多从产业层面展开,以生产性服务外部化为切入点,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社会分工与提高两种产业生产率的关系问题。但本研究发现,将生产性服务外部化、制造业服务化以及空间协同定位三者联合起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调发展路径,可能是这一研究领域更有前景的研究方向。完整地梳理和研究这些文献,并从中探讨加快中国二、三产业融合及协同定位的现实路径,对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经济新动力的转换、测算与对策研究——基于工业部门视角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面临促进新旧动力转换和加快经济新动力形成的重大问题。工业高端化发展和新型工业化是经济新动力形成的核心支撑和主要来源,其中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和高质量投资,将为中国GDP可持续增长提供关键的支撑作用。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具有较强的生产效率追赶效应。经测算,以2010年不变人民币价格计算,2016—2020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每年对GDP的直接拉动规模约为1.5—2.0万亿元,其中生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GDP的直接拉动效应最大,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拉动效应次之,因此短期内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仍将是中国经济新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应成为改革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当前中国工业部门中经济新旧动力的转换和新动力的形成仍面临众多体制和机制性障碍因素的束缚和制约,应在明确相应改革突破口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实施制造业立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外部市场环境和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