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转型与中国责任

全球治理转型是一个宏大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全球治理概念进行解构,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六个要素,并提取其中三个要素即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理念作为转型指标,建构了分析全球治理转型的框架思路。从规范研究的角度讲,全球治理转型属于"元治理"概念的范畴,目标是实现全球善治。进而,全球治理转型应着力调和当前全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规则滞后、治理理念陈旧三个困境,体现全球善治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包容性。面对全球治理转型,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回应。中国应该在推动全球治理权力和平转移、治理规则公平革新、治理理念渐进更新上发挥积极作用。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耦合治理结构与大国治理:对“双轨政治”的重温和拓展性解读

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不仅是解释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刻解释力的概念。在当下重温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其进行阐发和拓展性解读,以"耦合治理结构"为基础去探讨大国治理的相关问题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以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为案例所进行的分析,初步证明了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文章最后概括了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当前中国的大国治理和崛起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治理”内涵解析

"治理",是当下学界、理论界广泛使用的高频词。在现有研究中,鲜有研究确切地考察"治理"的内涵。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治理"的内涵也有差别。在中国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及中共文献中,"治理"主要是指控制、管理、统治的意思,中国古代汉语中还有善治、良政的意思。2000年来,西方治理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科学把握"治理"的新内涵,不可照搬西方治理理论,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中共治国理政的实践,具体地、历史地、全面地加以把握。     

西方民主行政理论述评

弗朗西斯·柯克最早对科层行政提出质疑,从他到沃尔多,民主行政的内涵、重要性与发展障碍等逐渐明晰。应该注意的是,马克斯·韦伯是民主行政概念的提出者。民主行政理论的建构始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其"多中心"设计是民主行政的良好阐释。新公共管理之后,出现了民主行政理论的"丛林时代"。它勾勒了民主行政范式的轮廓:以公共治理或民主治理为名;以网络与合作为运行结构与方式;以公共物品和政府角色为关注焦点。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NGO的公共服务角色转型

近年来,中国NGO经历了井喷式爆发和衰落,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管理格局,以及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博弈。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NGO步入了稳定发展、合理扩增的时期,而其与政府的合作仍处于社会治理中的灰色地带。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治理"起,从"管"到"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和对中国NGO的重视,给了中国NGO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面对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NGO如何在社会转型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服务功能,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具有时代性的积极意义。     

正确认识“国家治理”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理念,学术界正在加深对它的认识,有的很深刻,但有的却是误读.文章对国家治理理论中的“舶来品说”、“管理、治理对立说”、“公民社会说”以及“多中心说”予以解读与澄清,并在法治的轨道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涵.     

简论社会治理视角下公共冲突治理制度的建设

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建设与完善可以使冲突各方建立合理和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使其行为更趋于理性,更偏向采取合作策略。中国现行公共冲突治理制度在应对现实公共冲突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包括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性错位降低了治理效能,冲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格局使治理潜能受到限制,过度强调冲突预防的冲突治理策略使冲突的正向功能难以释放,冲突治理形态的运行失衡造成制度成本提高,以及冲突治理手段的控制导向使治理缺乏成效。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中国公共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应当致力于三种冲突治理规范的结构契合,三类冲突治理主体的分工协同,合法性边界的适度拓宽为冲突"自我治愈"功能的实现留下空间,冲突控制与冲突化解两种手段的耦合互补,以及应急管理与常规管理两种态势的平衡运行。     

治理转型中我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培育

实践证明 ,中国已进入治理转型期 ,新治理理念的引入将会对中国的政府改革与实践产生重大作用。建国至今 ,中国地方政府社会治理经历了政府‘管制’、政府‘解制’、传统行政管理恢复、现代公共行政改革与公共治理萌芽 4个阶段。在当代中国 ,地方政府必须培育其社会治理能力 ,才能应对治理转型的挑战     

从"多重权力概念"看东亚区域治理

学术界对区域治理的研究多从"制度"角度出发,忽视了"权力"的作用.与此同时,传统权力概念在理解区域治理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从巴尼特与杜瓦尔的"多重权力概念"出发,对权力概念进行重新界定.通过"社会关系类别"和"社会关系特性"两个分析维度,将权力分为强制性、制度性、构造性、产生性四种类型,并分析这四种权力形态在东亚区域治理中的不同表现及作用,由此论证"权力"才是理解东亚区域治理的关键.     

区域治理国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倡导建立"整体政府"的影响下,跨行政区的公共事务逐渐成为理论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区域治理作为治理的一种新途径被引入现代公共管理实践.在对与区域治理相关的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区域治理研究发展的基本历程,总结了目前国内区域治理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领域,立足于我国区域治理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对未来研究路向进行了展望.     

论治理理论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境遇及其出路

在西方语境下发展起来的治理理论,不仅其理论本身具有缺陷,而且在实践中也不断遭受挑战.因而,当将这一理论移植到中国农村具体实践中时,就必须避开其在政治倾向与文化接受性等方面的理论陷阱,创造性地与我国的具体国情及新农村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的乡村治理应着力破解"乡政村治"二元治理格局的结构性矛盾所引起的体制性冲突及制度性制约,引导乡村社会走向自主治理、民主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轨道;提高乡村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度及政治权威,克服村干部对基层政权的权威依赖和资源依赖,有效整合家族、企业组织以及各种农村社会中介组织的利益和矛盾冲突,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政府治理"理念与大学生就业机制

"政府治理"是政府履行大学生就业责任、完善大学生就业机制的重要政策措施."政府治理"与"政府管理"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强化大学生就业机制运行过程中的"政府治理"理念,绝非回归政府或计划或行政手段对大学生就业的统治和包揽,"政府治理"的原则应体现出人才资源的统一性、创业政策的激励性、就业机制的预警性、就业目标的战略性.     

“村转居”社区的治理模式

"村转居"社区是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独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相结合的产物,它已成为承接各类新增城市人口的重要空间。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这类社区在居民特征、治理需求、治理资源、治理传统等方面,与原来的农村社区以及成熟的城市社区都有鲜明的差异,因此,其治理模式的选择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自治为主"、"管治为主"和"共治为主"都是可能的选项,其中治理传统的继承水平和社区重建的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转居"社区的具体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