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团体：一种“总体的社会组织”的想象: 涂尔干的社会团结思想研究

功能分化和领域分离被视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构成许多建基于启蒙理性的社会建设理论的核心观点。但分化条件下不同社会领域及功能之间如何整合的问题在启蒙理性传统中却付阙如。本文在M.莫斯的“总体的社会事实”的启发下,尝试构建一个“总体的社会组织”概念来考察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文章认为,涂尔干的“法人团体”想象是以在社会组织层面整合国家与个人之间,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以及社会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道德功能之间的人为对立为目标,“法人团体”属于中介性的“总体的社会组织”范畴。虽然涂尔干的这一想象有简单化和乌托邦化的嫌疑,但其对于洞悉和超越高度分化状态下的社会生活弊病有着很强的启示意义。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性转向

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社会工作不应该沦为一种“治理术”,而应是一种致力于实现以人为本、回应社区需求的社会保护机制,这促使我们从长期以来对社会工作的技术型塑转向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关注.通过反思性地批判了现有关于上述议题的理论范式及其限度,笔者借助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和社会保护理论,尝试从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和社会团结等维度构建社会工作“社会性”的理论内核,以作为思考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种可能框架.同时,要实现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重塑,应将“社区”带回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的中心,将“社区”视为社会工作与社区大众互动的实践场域,重构“社区”作为人们生活、情感、精神共同体的社会属性,以在社区治理实践中探寻社会工作的“社会”真意.这是社会工作之于中国语境所需具有的“社会想象力”品质.     

本土社会工作者劳动“隐性化”现象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隐性劳动”作为极具批判性的社会学概念,为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提供了创新性解释,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背后折射出行业发展中劳动的“隐性化”现象。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主要发生于社会工作者与购买方、落地方及服务对象等互动场域,包含被动面向和主动面向,主要涉及对劳动的漠视与模糊。非平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本土有限的利他文化观念以及规范阙如的行业生态分别是引发社会工作劳动“隐性化”现象的政治、文化和专业机制。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可能引发多重后果,主要涵括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受到阻碍、公共性精神培育陷入困境及“半专业化”发展局面延续等。克服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需要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场域合作发力。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概念的理论辨析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首先在西方兴起,是企业势力扩展和企业活动社会影响后果的反作用的运动,同时也反映出企业经营的自主性和政府监管与公众维权等多项诉求间相互关系的张力.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所应尽的社会责任,它是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中的经营决策和全部行为对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所负有的责任.但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仍然存在许多分歧:对“企业”、“公司”、“责任”、“企业公民”、“社会回应”、“企业慈善”等概念有许多不同理解.从语义上分析诸多近似概念,是准确理解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前提.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成就、问题与改革

社会管理是相对于国家管理的一个概念,它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各种社会事务实施领导、规划、决策、管理、协商、沟通、控制、监督的行为及其过程,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对各种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在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社会管理”一般含义和中国“社会管理”特定含义的基础上,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国的社会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主体的多元化、规则的法治化、行为的组织化和重心的基层化、方式方法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改革与创新的常态化.但是,中国的社会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过于强调“维稳”而忽视了“创稳”;过于强调社会管理或社会控制而忽视了社会服务;过于强调党政影响力的基层延伸而忽视了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和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过于强调方式方法和技术措施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价值理性;过于强调放权而忽视了放什么权、如何放、放权后该如何监控和评估等问题.现实情况和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未来走向:要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分三步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与其他体制相配套且有顶层制度设计;要以先进文化为引领;要从党和政府管理为主转向社会自我管理为主;要注重促进社会自治组织的成长及其自治能力的提升;要在完善“社会管理”或“社会控制”方式方法的同时,努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要重视形成中国特色、地区特色的社会自我管理和运行的规则体系;要从单一的政府管理走向多中心的公共治理;要由被动的“维稳”走向主动的“创稳”;要注意吸收国际社会经验,并加强国际间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交流与合作.     

理论与流派：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研究

对于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而言,治水及水利管理的成功与否,实际上是关涉社会管理体系乃至国家体系的大问题。正是在强调水利与国家、社会整合这个层面上,对魏特夫的东方水利社会、冀朝鼎的“水”与“基本经济区”、弗里德曼和巴博德的“水”与“宗族社会”、杜赞奇的“水”与“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水利共同体”到水利社会与文化的研究等进行一一梳理,全面回溯水—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的诸多理论,对我们深入地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无疑具有学术史的认识价值。     

社会政治化刍议

社会政治化系指市民社会在与政治社会的彼此消长中,改写被政治社会所长期把持的“原生态政治,”增大政治的社会涵容量并增强其社会功能,从而建设一种新的、顺历史潮流而动的“衍生政治”的过程。社会政治化具有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融合、互补以及后者对前者覆盖等“新政治”形态;具有诸项超越“原生态政治”价值的价值;推进它的主要主体是第三部门、社区以及责任政府等。     

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华人学界以来,其影响力使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人关系的路径,但在这种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概念合并的趋势中有许多问题被遮蔽了。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各自抽象度、对应性和社会形态等的辨析,指出关系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的研究基础是公民社会,它们在个体选择性、成员资格、公私利益、参与性和做人等方面都有差异。本文还探讨了关系及社会资本各自可能延伸出的研究方向。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的根本之策--政府职能体系变迁的视角

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行政环境、条件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改变。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体系的核心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历经革命战争年代、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几次历史性根本转折后的逻辑必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选择。在此背景下，实现社会治理目标，更需要围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职能，注意各项治理措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走“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社会治理之路。     

“摆烂文化”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引导

“摆烂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既有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也受到社会心理因素的显著影响。综合“摆烂文化”的社会心理表现,尤以萎靡心理、自嘲心理、从众心理、抗争心理最为突出,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摆烂文化”的负面情绪和消极心态。从发展阶段上看,“摆烂文化”的社会心理经历了“酝酿与萌发”“初创与成型”“固化与完善”等阶段,并以“个体情绪反应的激生——群体心理的汇聚融合——亚文化心理的形成”呈现出来。我们需要形成事先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处置的逻辑链条,做好“摆烂文化”的心理预防、心理干预和心理修复。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会管理是“由国家或社会团体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组织调控的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调控活动保持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系统能够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等日益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形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社会管理的需求。     

社会合理性与社会合情性——对人性化社会何以可能的一种思考

社会合理性植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社会分层的功能性和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植根于具有自利性的人性需求。社会合情性则立足于人道主义、反对社会歧视以及要求平等利益等理由;反映的是人性的“利他”感情。合情性的社会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产物。在构建合情性社会中,政府行使第二次分配资源的职责,扮演“法律父爱主义”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则成为新的生力军。只有社会合理性与社会合情性的良性运行,才能使人性化的社会发展成为可能。     

“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互斥还是互补?

一般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观点冲突、意见对立和互不相容的两种主张。本文在对两种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概括归纳基础上,通过对两种理论的论题、独立性、历史关系等几方面加以分析,认为“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分别揭示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具有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话语转换及其对法治进程的影响

“市民社会”是东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舶来品,并成为东亚民主和法治研究的重要话语。我国台湾地区大多以“民间社会”来表达其特有旨趣,而大陆则出现了从“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话语转换,这不仅对我国民主和法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民主法治的现实进程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权力束缚与分权改革

社会管理创新在基层举步维艰，集中表现为“小马拉不动大车”，“对指标负责”而不是“对问题负责”，陷入“军备竞赛陷阱”。究其主要原因，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权力束缚。由此必须启动实质性的分权改革，通过纵向分权提升基层政府的创新能力，通过横向分权提升基层社会的创新能力。     

第三条道路上的悲剧——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政治观点评析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多元化”、“超阶级民主”、“社会改良”和“全民党”等观点进行了剖析,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分析了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模式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     

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

概 论 社会福利的主要作用是解决社会问题或满足社会上不同人士的一般或特殊需要。然而社会问题的出现又有它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历史的背景。另一方面,如何界定“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也与特定的社会时空相关。本文介绍社会学方面界定“社会问题”的各种理论,以及有关界定“社会需要”的理念架构,以使读者明了社会福利服务所对应的服务对象。     

“抽象的国家”还是“行动的社会”?——大革命期间关于“国家与社会”诸问题的争论

醒狮派(中国青年党)作为大革命期间的“全国第三大党”,以《醒狮》周刊为宣传阵地,大力鼓吹国家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教育.为抵消醒狮派的影响,共产党早期领袖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人对之进行了批评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革命的教育”.其实,双方论辩的背后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不同理解,前者试图以“国家”涵盖社会改造,而后者强调以社会重新建构国家.从“社会”视角对争论进行分析,结合两者在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的不同看法,以“抽象的国家观”与“行动的社会观”解释两者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理念和行动方式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