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物感”说

我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广泛流行的见解，就是认为文艺创作来自作家的情之动，作家的情之动又来自客观的物之感。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物感”说。这个“物感”说源远流长，其最初的源头是《礼记·乐记》中的一段话：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段话讲的是音乐（按：此处所说的音乐，实为乐、诗、舞的统一体），是说音乐的产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这显然是对音乐产生原因循科学解说，也是对文艺源泉的科学解说。列宁指出：“唯物主义的理论，即…     

《诗经》中“兴”的美学意义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瑰宝,也是最早集中反映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经典。它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因其展示出古代人类的社会生活画图而具有永久的审美价值,被历代盛传不衰。作为使《诗经》光彩夺目的表现手法之一的“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意义。一、“兴”是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发轫,或曰“源泉”中国传统的审美方式是“物感说”。一般的研究认为,“物感说”是《礼记·乐记》提出的观点,其中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又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很显然,这是对古代音乐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如果要溯源的     

简论鐘嵘《诗品》的“直寻”与“滋味”说

钟嵘(公元468—约518年)的名著《诗品》是一部专论五言诗的书,起于汉、魏,迄于梁,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作。该书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上,有不少新的观点,特别是它所提出的“直寻”和“滋味”的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阐述。一、“直寻”就是要求诗歌反映现实关于文学创作的源泉,在荀子诸人的著作中虽已有所论及,但或失之简略,或不够全面,例如荀子的《礼记·乐记》所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     

理的性化与性的理化

天理人欲俱赅于心,而有静动之别,是理为生而静之天性也,欲为感于物之情动也,感而动之性欲也,故《五经正义》以自然之性与感动之情别之也。王阳明援引《大学》强化知行合一,从先秦将理纳入生性之中,到明代完全以理知为一性行,这中间是一个整体过程,即性理知行合一的实现。     

《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上)

客观的“物”主观的“情”,和抒情状物的“辞”,是文学创作的三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论所要研究的,主要就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物怎样制约情,情怎样来自物,情与物怎样结合而构成艺术形象,如何用语言文辞来抒情状物,以及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一些有关文艺理论中就接触到了。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论语》中的“文质彬彬”;《乐记》中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论乐象的模糊性特征

“乐象”一语，出自《乐记》，“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乐象》广乐象”的渊源出于《周易》的易象理论。《乐记·乐礼》曾剿袭《系辞·上》关于“天高地卑”的议论，《系辞·上》以天地喻乾坤，以尊卑论贵贱，以人事的同和异，聚和分来说明吉凶，以天地、动静、刚柔的对立统一作用来解决万物的生成和变化，而《乐记》把“乾坤”改为“君臣”，以“天地之别”来解释“礼，以“天地之和”来说明“乐”。之所以提出“天尊地卑”是为了论证君臣贵贱的等级地位，《乐记》正是沿袭“易象”的功能而生发“乐象”的功能，论证“乐者…     

《礼记·乐记》之“心”范畴——兼与孟子言心相比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一些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基于这些,唐君毅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我们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     

试论陆机的“感物”说

陆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感物＂理论引入到文学创作论中。＂感物＂说以《易经》的阴阳之学为哲学思想基础,并在《礼记.乐记》中以探讨音乐的产生方式被正式提出,随后文人学者在文学创作的实践过程中加以广泛应用。陆机继承并发展前人经验,明确提出＂感物＂理论,并作了详尽阐发,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大创举。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论审美情感的生成机制

艺术家的审美情感的生成机制主要有三个环节,这就是:原始唤起——内觉体验——情感外化。 (一)原始唤起 艺术家的情感,都可以追溯它的原始唤起——即它的最初的原始感情模型是怎样产生的,何以能保存在艺术家的记忆里。情感当然是主观现象,但“我们的感情总是由生动的对象激起的”(杜勃罗留波夫)。关于艺术家的情感的原始唤起,中国古文论有清晰的论述。《礼记·乐记》中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作了进     

《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再反思

关于《礼记·乐记》的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

王夫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集大成式的美学家 ,他的情景合一论是其情理美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思辨特色及和谐美感 ,是对中国古典情景关系认识的理论总结。一、情景说的认识基础和情、景　　　　概念内涵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涵盖两个论题和两种类型。两个论题就是从创作发生机制来说是心物交感论 ,从审美表现机制来说是表情方法论。两种类型是指景中情和情中景表现形态 ,并由此而深入到艺术意境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心物学说基础上的。如果说他的情理合一论是从心理—伦理关系出发 ,那么其情景合一论则是从心—物(情—境 …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略论刘勰的情感美学观

本文认为 ,刘勰的情感美学观以“情文”观念为本体依据 ,在情与物的关系上申明情物互动而突出“情观”意识 ;在情与形(形式)的关系上讲求情辞一体而强调“文辞尽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提出情理同致而强调“理融情畅”。     

论冯梦龙的情感美学观

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是明清时期情感美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①。他的情感美学观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即情本论、情教论、情爱论、情理论。下面对此进行专题阐析。一、情生万物、“情本永在”的情本说冯梦龙高扬情感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旗帜,坚持以情为本,强调“情本永在”、“情之可久”,对情感属性作了本体性规定。“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惟情不虚假”②。这里肯定情生万物、情之不灭和情之本真,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把情感视为世界存在的终极本原和一切生命创造的原动力,…     

中国古代鉴赏心理学论纲

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的理论纲领是“心物”论。①就创作心理而言，心与物分别指文艺创作中的主、客体；就鉴赏心理而论，则分别指接受者与文本。创作发生是心感物而动，鉴赏发生亦然。不同的是，鉴赏者之心首先要识物、知物，要对艺术作品的物质媒介或形态，有内行的眼光，有识鉴的能力。否则，心就无法感物而动，鉴赏也就无法发生。《文心雕龙》的“知音篇”，是中国文艺心理学史上的第一部“鉴赏心理”专论。刘辩对鉴赏能力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有丰富的“阅历”（即鉴赏经历），所谓：“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凡操干曲而后晓声，观千剑…     

古代诗学"应物斯感"论的建构历程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研究

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从主体与客体微妙的审美联系中探寻诗生成之源,从先秦《乐记》开始,经汉魏,一直到明清,建构了“物—心(感)—乐”的艺术生成论,是谓“应物斯感”,成为中国古代心理诗学的重要的本体论命题。这一理论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理论内涵都深得中华文化智慧,体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     

皎然论情境──“诗情缘境发”主旨辨正

坊间著作多以皎然诗句之半"诗情缘境发"为据,以为皎然所论在于"情"与"境"互相生发,境为情源;而忽视了此半句之下文"法性寄筌空".以全诗论,皎然所论情、境,不同于物感说"心"与"物"之感发. "心"与"物"之空观,在于物迁与物不迁、有情与无情之中道.皎然并末因"境空"和"无情"而走向寂灭的空巷.心不为物迁、心不为境转,心不为情动;且能寂照双行,转物转境,这是大乘空宗中观的诗意写照.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