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发愤”说的深层动机

中国古代＂士＂的个体价值之觉醒,以执着地追求＂人知＂为标志,渴望自身的价值被别人注目、理解、接纳,由此形成＂士＂的一种传统。人生价值无非是为＂知＂而活,为＂知＂而死。诗文的发愤而作,其根源不是别的,就是来自个体价值不被人知而导致的内心痛苦乃至心灵创伤。而发言为诗、著书为文,都是为了疏泄内心痛苦,疗救心灵创伤。     

文艺创作“发愤”“导达意气”说初探

中国古代已经注意到通过创作发舒郁积愤盈的情思意气可以减轻心理压力,而相当重视艺术创作对作者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作用,并在魏晋南朝形成了有大量创作实践为基础、有众多艺术家参与建设而有相当理论深度和一定美育价值的"导达意气"说,即"发愤"以平愤自娱的创作论.它体现了当时文人借艺术以实现自我、由人的自觉走向艺术自觉的趋势和忘却烦忧的强大社会心理需求.愤发于创作并于创作后平愤的模式,重在发抒平前之愤,最能催人奋发直面人生,而在创作前和创作中平愤,其助人安歇也不该否定,因为艺术的社会作用本来就是多向的.     

马注论“斋”、“济”与“游”

＂斋＂、＂济＂、＂游＂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三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马注论“念”与“礼”

＂念＂与＂礼＂是马注五功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对二者的阐释上,马注既保持了正统伊斯兰教功修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吸收了苏菲主义的某些思想,同时也有意无意地糅合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体现了突出的多重文化特色。     

“易”文化源问题及其延伸

＂易＂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三个源头在河南,和黄帝故里（《归藏》易源头）可以合称为＂易＂的四大地望。＂易学＂是传统学术的重要部分,其发展和完善的几个高峰,都发生于河南。历史上,活跃在河南的学者对易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离开河南,就没有＂易学史＂可言。要弘扬易学文化,河南积淀有历史文化的前提和优势,前景可观。     

论林冲的“忍”

作为《水浒传》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林冲能忍的个性是造就他曲折而悲情人生的重要因素。在梁山之外,林冲＂忍＂做宋家忠臣;心定梁山后,林冲更是万＂忍＂不得自由。《水浒传》中林冲能忍的个性及其生命历程比较真实地反映着赵宋时代的文化气象和民族个性,在某种意义上也与宋朝＂忍辱负重＂的历史内涵和文化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     

“天人合一”及其现代意义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古老的天人观。＂天人一体＂、＂天人之分＂、＂天人相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天人关系的过程中,非常重要、非常现实的是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正确定位,明确人的责任和担当。这种定位更重要。人应当在应对当前的天灾人祸中,有大智慧、大胸怀、大气势,对天地万物负责,对人类自身负责。     

透析“可爱文化”的“大众需求”

＂可爱文化＂是具有＂纯真、简单、自然、小巧、依恋、轻松、幽默、愉快＂等特征的一种文化形态;＂可爱文化＂在当代社会日益流行,＂可爱文化＂产业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新兴产业;＂可爱文化＂的流行既满足了大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反映了当代人日益严重的＂儿童化＂心理倾向以及试图逃避社会压力的心理特征。     

“昙曜五窟”与帝都文化

＂昙曜五窟＂是北魏王朝皇家石窟营造的开始,也是云冈石窟艺术的代表。它蕴涵了平城帝都文化的精髓,全面展示了北魏帝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底蕴,是北魏帝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昙曜五窟＂在理念上与大同城市文化相通,成为今日大同城市文化的名片。     

“集体意识”的流变与中国新诗的历史构成

＂集体意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历史经验表明：＂集体意识＂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始终与新诗所处文化语境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在逐步成为判定新诗重要文化价值层面的过程中,＂集体意识＂也成为反思新诗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在注重价值、观念的前提下,从历史结缘、整体趋势、风格制约的角度探讨＂集体意识＂在新诗历史中的构成,就成为阐释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方面。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北魏前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精神

北魏拓跋鲜卑向往汉族文化,然而又惧怕全面汉化;崇尚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又猜忌与压制汉族文人。在这样的文化政策指引下,北魏前期的文人隐藏起自己高超的汉族文化与文学,向低级的拓跋鲜卑文化与文学靠拢,导致北魏前期文坛的萧条。拓跋鲜卑民族文学的原始朴拙、简单质朴、流利顺畅、口语化的特点,正是北魏前期的文学精神。     

论六朝时代“妖怪”概念之变迁——从《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谈起

以《搜神记》中之妖怪故事为考察重点,具体论述了自先秦两汉时代至六朝时代"妖怪"概念发生的变化。在先秦两汉时代,它主要指一种具有预兆性的反常现象;在六朝时代,它的概念则与"精怪"的概念逐渐混淆起来,其主要意义则为精怪、鬼魅之类。     

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

宋代文化发达,而西南小州眉山又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称之为"眉山现象".这与唐五代及宋"靖康之难"后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据研究,眉山是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大量的北方"衣冠之族"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它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由家族文化发展为文化家族,通过教育与科举,部分人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谓"眉山现象",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西汉水流域方言古词例考

西汉水在远古至现代的文献中记载颇多,西汉水流域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既有周秦文化的基因,又有中原文化、羌氐文化的影响,还有巴蜀文化的成分。这种文化积淀是其方言古词存留至今的基础。西汉水流域的方言古词的古文化意蕴有很好的代表性和标本特质,极具研究价值。选取其中部分进行考察,可以发掘其中蕴含的文化信息,揭示其特有的文化意义。     

论汉代深衣的礼教色彩和实用功能

汉代深衣有其特殊的礼教色彩和实用、装饰功用。服饰文化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汉代深衣对后代的服饰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