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笔谈)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 ,其中 ,有两种于 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期我们特邀了我国著名的新儒学研究专家郭齐勇先生、郑家栋先生、颜炳罡先生、李翔海先生和姚才刚博士、王国有博士 ,对我国近年来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视域对当代新儒学加以定位 ,给予前瞻 ,在新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有的学者认为 ,现代新儒学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 ,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 ,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 ;另有学者则认为新儒学没有真正找到重新切入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途径 ,儒学只能够作为“游魂”走入新世纪 ;还有的学者从抽象的文化观念、脆弱的理论前提、虚假的问题意识、消极的实践意义几个方面探讨新儒学的缺陷。这些争论很难完全达成共识 ,但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现代新儒家”辨义

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日益崩解,帝国主义的对华军事和文化侵略日见加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愈益广泛。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批有着忧国忧民怀抱的知识分子,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地位,便极力弘扬儒学,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以便在此基础上融合西方文化,这可将其概括为“现代新儒学思潮”。代表这股思潮的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取向

文章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与反传统的思想文化运动相呼应,中国出现了主张用科学的、实证的原则来检验一切和衡定一切的科学主义思潮。而出于肯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道德宗教的恒常价值的目的,现代新儒家则对科学和哲学的功能作了不同区分;在此基础上,他们主张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认为只有发掘和弘扬儒学的基本精神,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从而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文章对新儒家重建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局限进行了批判;肯定了他们关于科学与哲学具有不同功能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现代新儒学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构

现代新儒学面向现代社会生活,回应如何沟通科学与哲学、智性与德性的问题,援引西方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心性之学,成为重构理想人格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学者多以"知识分子"来对接"士"、读书人,发挥"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得以身载道的君子传统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点。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述有不充分之处,却在拓展儒学价值领域的同时,对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文化重建及其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既是俄罗斯社会剧烈动荡时期,也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白银时代"和哲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其中以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是俄罗斯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文化相碰撞与融合的现代性背景下,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在创造性地回归东正教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并超越西方理性文化精神,寻求民族文化精神新生长点,实现俄罗斯文化的批判性重建,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文化重建努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儒学第三期发展”重思

以面对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为使命,并相信儒家才是国家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基础和准绳而形成的一个儒学新的发展阶段被称之为"儒学第三期发展"。儒学第三期标志着其处境和使命的转移。就时段而言,目前所处的阶段依然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开端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当下的最典型代表人物则是大陆新儒家群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使命是对儒家价值的支持和其符合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其具体的任务可以分解为几个方面:第一,儒家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价值支撑;第二,以公民宗教为导向的儒教建构;第三,制度创新是儒家参与社会发展的现实使命;第四,儒家要积极地参与世界秩序的建构。     

试论白诗朗的儒耶对话思想

作为始终致力于儒学研究的美国波士顿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白诗朗从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儒学与基督教对话(儒耶对话)抱积极肯定态度,深入分析了儒耶对话的可能性,探讨了儒耶对话的途径和意义。白诗朗儒耶对话的思想对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推进儒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审美文化作为“新宗教”的代言性质

现代社会的科技化和消费化特性消解了传统宗教存在的基础,人们突出自我和怀疑一切的心理不断加强.然而,快速发展的社会也加重了人们心灵的失落和空虚,因此亟待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特质的宗教形式出现以满足他们情感的渴求.从理论上看,贝尔提出的新宗教概念可以满足当前大众精神皈依的需求.但是,新宗教缺乏具体的操作手段,需要一些操作性强的文化形态来辅助其实践,在众多可选方案中审美文化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审美文化在实践层面上符合新宗教的"代言"诉求,它可以利用各种贴近大众的行为模式和操作方式,使大众在平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心灵皈依后的平静,极大地拉近宗教与大众的距离,降低人们寻求宗教帮助时的门槛.审美文化之所以能够满足宗教代言要求,主要是因为它们能够在人们进行"审美"活动时,整合大众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同质化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产生皈依的愿望,进而实现现代环境下宗教的回归.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价值结构分析

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现代美学命题,更是现代中国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文化现代性主张;既是一个启蒙现代性方案,又具有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既深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又难掩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既包含终极追求精神,又体现出世俗关怀的抱负.这些价值矛盾的生成是同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复杂生存形态及其发展路径紧密相关的.     

“俄罗斯思想”及其现代境遇

“俄罗斯思想”既是俄罗斯特有的传统文化，又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本文概述了“俄罗斯思想”在“救世主意识”、斯拉夫主义和宗教哲学中的三种历史表现。作者认为，俄罗斯宗教哲学中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无论它在当今的处境如何，都将具有永恒价值和普遍意义     

巫觋宗教:民俗艺术哲学研究的文化之维

本文尝试结合人类学注重考察人类文化的宗教信仰和仪式行为的方法,从巫觋宗教与民俗艺术的本原关系切入,经过梳理巫教在民俗艺术的形态和功能中的诸多观念反映,从中整合出生命哲学与价值观内在统一的四大哲学思想,即"天人一体"哲学的和谐义蕴,阴阳交合的生命哲学意识,吉祥观念的世俗价值观和人鬼合一的宗教伦理价值.上述哲理思想的探讨与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推进当下民俗艺术文化内涵以及中国文化特性的深度研究.     

民主社会运行中的宗教价值阐释

在现代社会,民主是超越民族国家与各种不同文化界限的普世政治价值.但民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限制,如民主的价值导致个人地位的绝对化,民主给少数人假借民意独行专政的机会,导致所谓"民主的暴政".而宗教能够为民主社会的发展提供伦理资源的支持,并在一定范围内分担政治治理的压力.但宗教对于民主社会的发展既有功能担当,又产生负面影响,而宗教积极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政治以怎样的态度评判宗教,更取决于宗教将何种价值观融入政治活动领域.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一、回顾 近20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五四"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宗教世俗化及其未来

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宗教世俗化问题被提上日程,尤其是近代以来,片面强调科学理性,忽视价值理性。使现代人价值失落,信仰危机,新兴宗教、膜拜团体出现。变革传统宗教,加快世俗化步伐,宗教才能不断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     

儒学热的冷思考

儒学热是以现代新儒学及其研究成果为其学理基础的,儒学热与人们热爱传统文化并试图恢复这一传统的情感诉求有关,媒体的宣传造势也有推波助澜之功效;儒学热也与意识形态本土化等政治诉求关系密切。这股儒学热实质上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其中包含有"法先王"的历史意识、儒学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借儒学之名推行政治儒学及其理念等内容。如果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掺杂过多的其他因素,儒学有可能以被复兴的名义而丧失其生命力。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孔教、儒家与国学——对中国传统文化之近代形态的省察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自救运动,先后经历了康有为、谭嗣同的孔教时代,梁启超的儒学时代,章炳麟的国学时代等.这些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反映了当时人们在西方文化的坐标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反思.儒家文化先后被解释为与基督教类似的宗教、不同于西方物质文化的精神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的文化等.仔细考察这些不同形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文化批判与重建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白银时代",也是俄罗斯哲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以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是俄罗斯传统哲学发展的最高峰,它既传承并发扬了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重新反思和构建了现代性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又以特有方式直面现代西方理性文化危机,同存在主义等各种哲学流派与思潮形成互动与对话.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国粹与舶来品的争战中如何既批判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之优长,又批判继承本国传统思想精髓;既可以解决现代人的生存异化与精神困境,又能够实现俄罗斯文化的现代转向与重建,成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与宗教哲学需要积极回应的时代课题和所肩负的现代使命.     

政治儒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

在最近20年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空间与舆论空间的开放,也随着中国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反省,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开展.政治儒学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在其新开展中所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