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学研究的理论资源

说到鲁迅诗学研究的理论资源,人们的视线首先必然投向西方。没错,西方无疑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库之一。     

在"文化诗学"与"历史诗学"之间--新历史主义的命名危机与方法论困惑

新历史主义的诗学探索和批评实践是我们建立文化诗学的借镜.但这个流派至今存在着不为国内批评界所重视的命名危机和方法困惑.它先后拥有"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等标签,理论家在对其归类上面临危机.本文通过对其不同称谓的追根溯源和释名彰义,阐明不同标签间的关系,揭示处于其命名危机深处的方法论层面上共时性与历时性之间的高度紧张,指出与共时方法相应的"文化诗学"和与历时方法相应的"历史诗学"是其观点的两个可以相互补充的方面,并主张尝试建立"历史文化诗学",以保证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完整性与涵盖性.     

女性文学研究、性别诗学与社会学理论

女性文学研究及性别诗学与社会学理论之间,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彼此互动的关系:性别文化取向深刻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接受等过程,文学及文化产品必然或多或少抄上了创造者或接受者的性别特征,而文学的想象与虚构特征又使两性的社会存在更具有审美意味或"诗意".这成了女性文学研究及"性别诗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哲理依据和逻辑起点.     

略论朱湘的诗学理论

朱湘诗学理论有为人生的爱国主义诗学、融通中西的比较诗学、唯美的形式主义诗学,其诗论成为新诗从解构向建设、从功利向唯美、从诗的革命化向诗的本体化等诸种转型中所不可忽略的理论山峰。从一定角度讲,朱湘的诗学理论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     

试析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语境与方法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一诗学理论主要以跨学科的文本阐释为特点。格林布拉特认为人类的文化是流动的、不断构建着的,人的本质是一种不断塑形的,文化是一种系统的"隐喻性"结构。     

含蓄诗学与诗学创新

整合明晰诗学与含蓄诗学对建构完整诗学史和诗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发掘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的含蓄诗学 ,创造性地重新阐释古代文论概念 ,或创设新概念 ,提出新理论 ,是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条重要途径 ,也是诗学创新的重要手段。     

后理论时代的后殖民诗学

后殖民主义思潮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风靡全球学界,对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由于关注第三世界的当代文化境遇和“后殖民余续”、质疑多文化多种族社会中对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的压制、呼吁社会正义和多元共生共存,直至今日,很多国内外学者还在不断地思索或反思其为文学与文化批评所带来的新颖视角和独特见解,仍是学界不少学者所青睐的理论武器。在笔者看来,后殖民诗学至少可以包括四个维度：流亡诗学,少数族裔理论,混杂性和世界主义。在当下的“后理论时代”,后殖民诗学需要做出反思和调整：既要重新关注文学性,又要继续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也需要更加强调实践性和语境性。     

字象与诗意——汉字的微观诗学

本文尝试从古文字入手探讨字象与诗意的关系,提出诗意不仅存在于文学中,也体现在文字形象上,即诗意存在于文字笔画的空间中。本文通过古代论题“诗言志”和“诗以达意”中的“言”与“达”分别偏重时间和空间的区分,对孔子关于“观诗”论述中“观”字字形进行训诂考察,并对王维诗《辛夷乌》中字的象形特点对整首诗的诗意影响等现象做分析,揭示诗意与字象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跨文化诗学:族群混杂与身份跨界的理论图式

当今万花筒式的社会文化形态,凸显了不少国家和地区混杂的"种族与族性",催生了跨文化诗学。"跨文化诗学"作为伞状概念,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跨语境的理论视野,而且它还可以把原来分属不同领域,甚至互不相干的一些理论图式统辖麾下,包括奇卡娜诗学的"新美斯蒂莎"图式、传播学的"周边传播"图式、居间哲思的"林菩狱"图式和少数族文学图式,以及镶嵌型的"唐人街"和"那"文化图式等。跨文化诗学聚焦于文化、族群和身份的混杂性,关注边界、荒界与跨界问题,开启了特殊的学术空间,丰富了后殖民批评、女性主义和帝国研究的思想视野,尤其对族群混杂、身份跨界的文学研究和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化诗学的历史脉络与理论走向

文艺学学科面临着整体性危机,它包括研究意义的危机、研究范式的危机和现代学术制度所导致的危机,目前的文化诗学理论有效解决了研究范式的危机,但缺乏对整体性危机的回应,所以文化诗学需要在研究对象上由文学文本拓展到电影和电视剧等审美性文本,并作为一种批评阐释实践的方法,在对文本的互文性关系进行批评阐释实践的基础上,使文本研究的知识生产融入当代社会生活的意义建构中.     

清代诗坛对严羽诗学的反拨

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的诗学观点经元到明影响深远。本文主要探讨清初诗坛如何反驳严羽的“以盛唐为师”、“以禅喻诗”的观点。作者认为,清代诗坛对严羽诗学的抨击、反拨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中肯、恰当。     

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的理论价值

文学解释方法的选择取决于解释者对解释对象的理解和自身的思想价值意图的表达。长期以来,文学解释者"迷惑于"文学解释的方法论危机中,不能自由地理解文学的诗性解释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解释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陷入到了一种方法论的不断变革和永不满足之中。"文学的诗性综合解释方法"这一理论主张的提出一方面可以使文学解释始终能够坚守文学艺术审美特性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则可以与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家形成深层对话,捍卫艺术的"真理表达"所具有的独特思想价值。     

论郭沫若的诗性与诗兴

人们通常讲论的诗意,是诗人带着一定的诗性体验和诗性感兴表现诗情的结果。因此,从创作角度而言,诗的本质可从诗人的诗性和诗兴这两方面去把握。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诗人其诗风的构成,其诗气的衍变,往往都与这种诗性和诗兴的程度及其变异有关。诗人的创作冲动来自于各自的诗性和诗兴,诗歌的内在魅力也体现在其通过适当的形式或特定的节奏和韵律感传达出来的富有感染力的诗性或诗兴上。但是,就具体的诗作而言,偏向于诗性的表现或者偏重于诗兴的表现,其诗的兴味、浓度并不一样,诗性与诗兴之比例的不同,反映出来的诗人创作心态也大为不同…     

曹文轩成长小说的诗化叙事策略

曹文轩的成长小说属于“诗化小说”一脉,无论在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意象性抒情以及象征性意境的营造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诗化小说”的特性。从叙事策略来看,曹文轩成长小说叙事的儿童视角,叙事的主观化和叙事采用的语言,均体现了诗化特征。     

王易的诗学观与词曲史研究

王易以研究国学而名驰一时,其主要成就在诗词曲研究。他先后执教于中央大学、中正大学,是民国时期江西文史界的重镇人物。其《词曲史》是在20世纪初较早以现代学术方法研讨词曲的重要著作,惜今日罕为人知。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诗学的与哲学的维度 --论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两个生长点

面对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的现状,本文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学术生长点,即诗学研究和哲学分析.无论诗学研究还是哲学分析,都是我们重新进入20世纪中国小说史内部的视角,通过这些视角,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内在复杂性与丰富性,从而促进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理论模式的转换.     

诗意栖居与对诗词歌赋的文类观照

赋是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它也少量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诸国的文学之中。就文体习得的有效性而言,赋乃是掌握诗词歌赋等韵文之文类问题的关键。然而,独在中国文学创作场中一枝独秀的赋却是西方文学中的缺类,也是大多数东方各国文学中的缺类。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层面上审视赋这一中国文学的独特的文体,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在比较的视域中对诗词歌赋进行通盘考察,不仅有益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文类特征,并且有益于发挥中国的固有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     

话语信息研究的功能与认知取向刍议

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都关注话语信息研究,但二者的研究思路和侧重点不同.功能取向的根本出发点是,语言的形式表征由信息意图所驱动,信息包装的需要是语言历时和共时演变的深刻动因.认知取向则致力于人脑的认知加工过程,在某些方面能够为功能取向的研究提供更加深刻的心理学解释,而在另一些方面又与功能取向的某些研究成果观点相悖.两种研究取向在理论上存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但在具体研究中究竟如何取长补短,还需要进一步的方法论方面的探索.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走出"两军对战"的模式,实事求是地研究中、西哲学,这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得以发展的前提;第二.对构建中国哲学学科方法的反思,力图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模式来构建中国哲学学科;第三,对中西哲学异质性的自觉,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哲学多元化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