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价值观及其转化

中国传统社会里法律工具主义论始终起着绝对支配地位 ,这种价值观对中国传统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法律行为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摆脱这种法律工具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以致力于建立现代化法治国家 ,必须对法律工具主义价值观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在全社会树立起现代法治观。     

论哈特反本质主义法哲学及其中国语境

哈特将分析哲学的反本质主义理论运用于法哲学研究之中,着重考察法律的多样性、相对性和发展性。他合理地把握了人类理性对人类社会规则规律认识的度量,回答了应当如何认识法律的问题,从而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由此,哈特的反本质主义法哲学在解构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学观,成为现代西方法理学的起点。哈特的反本质主义法哲学思想理论从法哲学层面解释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为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法哲学基础。     

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之影响——以刑事法为考察中心

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和法律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国传统法以刑为主,历代法典主要是刑法典,因此,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刑事法中。中国传统刑事法中关于父权(家长权)、亲属相犯、缘坐、容隐、复仇、代刑、缓刑和免刑等的规定均体现了家族主义的深刻影响。家族主义对中国传统刑事法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法律引礼入法、礼法结合的重要体现,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法的儒家化和伦理化特征,成为中华法系区别于其它法系的重要标志之一。     

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中国化走过了不同的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理论进路和逻辑.其历史进程是:毛泽东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在中国确立和建构,注重法的阶级性与人民性;邓小平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的发展与转型,注重法的物质制约性、阶级性与社会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突出人民利益性;科学发展观指导马克思主义法的本质观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建立人本法律观.其理论进路为:在坚持中发展和创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由注重法的阶级性转向注重法的社会性;法的终极追求回归人性又超越人性.其理论逻辑为:逻辑起点和终点是人;逻辑展开是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利益;逻辑结构包括根源本质、功能本质和目的本质.     

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法:特征、界分及应对

全球治理视野下现代民间商人法、全球体育法、跨政府组织网络以及国际标准、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等规范均对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是国家法,也不是国际法,只能突破实证主义国际法的藩篱运用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进行解释。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这些规范为全球法。全球法具有多元的法律功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但是正如全球化不是去国家化一样,完全"没有国家的全球法"不现实也不可能,全球法强调的是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跨国软法的作用,其主要从社会外缘发展起来并且日益重要,但其不能撼动国际法的中心地位。全球法与国际法、国家法有很强的互动性。     

西方社会法学的法观念探析

社会法学派是借助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法律问题所形成的一个法学流派,其法律观主要体现在法即社会秩序、法扎根和服务于社会、重实效而轻名分及重经验而轻逻辑等观念上。在西方法学的发展中社会法学特殊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法观念,即活的法观念,这一观念打开了我们对法认识的新领域,因而对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辨异——兼评“民间法范式”

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中,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和立基于非理性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都形成了＂民间法立场＂,然而此＂民间法立场＂非彼＂民间法立场＂。由于分属于不同的哲学阵营,二者在法治、法律发展、法律方法三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回答。在民间法研究过程中不应忽视＂民间法立场＂生成路径的差异,急于寻求统一的＂民间法范式＂。     

论刑事疑难案件裁判的困境与方法转型

法条主义对于刑事疑难案件往往不能做出恰切的处理.面对法条的机械适用、舆论下的压力型司法、实用主义思维裹挟的多重困境,必须要推动裁判方法由法条主义向法教义学转型,由小数定律向大数法则转型,由法律实用主义向法律理念主义转型.要以法教义学为基本框架,对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予以综合考量,以期对刑事疑难案件作出恰切的处理.     

历史视野下人工智能流派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人工智能的流派大体上可分为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它们在历史上与知识产权法各自存在相应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以符号化的知识表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点,客观上为知识产权法统一本质的概括提供了新的理论,并可以进行知识产权法专家系统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联结主义人工智能以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和学习过程为主要特点,与知识产权法具有共同的"鼓励学习"宗旨,又在专利客体、创造性审查、创新本质界定和法律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与互联网联系更加密切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强调智能行为是适应周围环境的进化行为,其契合了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立法一定程度的"行为规制"转向,也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博弈、保护对象的进化升级、智能交互行为的法律规制等带来了挑战.不同流派的人工智能既是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又是其完善工具,它们应当彼此进行深度融合.     

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西方法治理论的职业主义存在局限,中国法治理论要深入理解法民关系的理想类型和一般原理。法民关系是法律人与普通人围绕法律解释权分配形成的主体间关系。法民关系的两个"理想类型",是以法官和律师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导的"消极法民关系"以及以当事人和法官为核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普通民众主导的"积极法民关系"。二者既在具体案件中围绕法律解释权的分配形成了不同的"微观司法环境",又在总体上基于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构成了不同的"宏观法治状况"。应从植根国情的法民关系出发,探索中国法治的发展道路。     

试论法律化的利益与利益化的法

法治社会中的利益分为法律化的利益与非法律化的利益。法律化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上的权利,它还包括法律上的权力;权利与权力的最大区别在于:法律是权力的惟一源泉,却仅仅是权利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法外不能没有权利,但法外不能有权力。而非法律化的利益并不就是非法利益,它是法律之外存在的各种利益形式之总称。假如法的二元主义学说中的“作为立法准则的法”和“作为行为准则的法”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话,那么就在于“作为行为准则的法”是“作为立法准则的法”的利益化;但利益化的法并不单单是“行为的规范”,它同时也是“利益的准则”。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法哲学思想中的人民理性观

在西方传统法哲学思想中,对理性的不同理解直接关涉到国家和法的基础问题。康德坚持的是形式主义的理性观,黑格尔则对理性做了客观唯心主义的处理。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认为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需要就是法律的基础,从而把理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习惯及其利益联系起来,体现了人民理性观。在立法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由法律的理智思维方式所决定的立法途径的局限性使得穷人合乎理性的习惯法在法律上得不到体现;在国家中,封建政府官僚的理智思维方式也导致他们只会简单按照法律做事,看不到普通劳动人民利益的普遍性质。这种人民理性观影响着马克思此后的思想探索路向。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经济理性与法律效率——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是经济学逻辑向法律领域的延伸.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律效率观"这个核心的价值尺度,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本文就此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论沈家本涵化西方法文化修律的开拓与局限

文章探讨了沈家本清末修律的爱国主义理想目标和求实精神,涵化西方法文化的价值选择;论证了沈家本以情理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治主义为涵化西方法文化的联结点,熔铸人类法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法律精神,作为清末修律的理论武器。文章从清末修律保留皇室特权和封建伦理尊卑贵贱等级因素,指出沈家本未能汲收西方资产阶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和“个人本位”法律精神的局限。     

经济学意识形态向法律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价值标准是"法律效率观",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     

法与政治位阶之辩——袁世凯与宋教仁法政观之比较

民国初年是中国现代化的肇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在这里对抗和交融.袁世凯和宋教仁的思想代表了民初政治中两种扞格不入的法政观.二人思想冲突的根本在于二人对东西方政治传统认同迥异,尽管都以建设共和为目标,袁世凯坚持中国传统延续,宋教仁则受西方思想影响极深.二者在共和观念来源这个基本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以至于在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上分道扬镳.袁世凯以道德为目标,法律为工具,政治在法律之上;而宋教仁认为政从法出,法的位阶高于政治.     

法律工具主义的“是”“非”与法律信仰

法律工具主义论者在对法律信仰进行批驳的同时却又走向另一极端。其实,法律既具有工具性,又应被信仰,只是层面不同而已。法律工具主义的是在于其具有功用性的一面,而纯粹法律工具观又和法律所体现的正义、自由之精神及人们视其为神圣的情怀相背离。法律深受现实利益、人的生存要求、法律实践之影响,人们对法律信仰的同时显示出较强的脆弱性。为使法的信仰强盛起来,必须加强法律权利之完善及执法环境的改造。     

近现代土耳其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改革

近现代土耳其伊斯兰教法世俗化改革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内容 ,它主要历经了麦哈默德二世、坦志麦特和凯末尔时期三个阶段。综观整个发展 ,土耳其教法世俗化主要体现出法律理念和法源逐渐远离伊斯兰法、习惯法和统治者意志的束缚 ,法律体系的划分逐渐趋于精细和完善 ,西欧法典不断引入并逐渐代替传统法律 ,废除长老制、乌莱玛的法律权威逐渐被削弱并最终为制法会议所取代 ,实现司法制度国家化和官方化 ,全部司法工作归国家司法部门统一管理和进行。教法在土耳其已经成为历史 ,但有关其性质、西方在其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苏菲主义与乌莱玛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仍能引发人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