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之洲

宽容天才但凡天才,总是不免要面对内部与外部的危机。苏轼在《贾谊论》里说",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可谓一语断尽。苏轼自己就是一个天才,他完全知道天才的危机。在《贾谊论》里,他检讨了"天才"的缺点",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说透了天才们的毛病。他提出与此相应的人生对策,自然是"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     

《论语》名言的感悟

正士"士",是春秋时期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得上"士"?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贡问次一等的"士",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子贡又问再次一等的"士",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子贡问当今执政的人怎样?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看来"士"是有标准的:当官的"士"不辱使命;赋闲的"士"孝顺尊长;拘泥守信之人虽不通权变,但也可算得上是低一等的"士";至于那些度量和见识狭小之人,是算不上"士"的。孔子     

控制

<正>一位在感情上极度失意者感叹:"一个人一生之中的悲欢离合,如果能由心控制,那就好了。"听到他这样说的人,自然都以为他在异想天开,绝无可能。若是真可以由心控制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只会选择一个"欢"字,其余一切皆可不论,离、合只不过是一种现象,并不重要。离可以欢,也可以悲;合可以欢,也可以悲,所以重要的只是:欢。但如果一个人的一生之中,只有欢这一种感觉,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可以说他根本没有欢。因为若没有了悲来做比较,如何能知道欢之所以为欢,是和悲大不相同的呢?     

非大胸怀者不能为

惊世骇俗之作,必赖惊世骇俗之人;改变历史的大举措,必有惊世骇俗的大手笔。一般人只有小打小闹、练练摊的份儿。有点创新有点突破的,非得胸有百万风云、能摧枯拉朽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论语》名言的感悟

正"君子坦荡荡""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孔子生活简朴,宁可寒碜一点儿,也不骄奢淫逸。"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圣人也免不了有"过",闻"过"则喜,不遮不掩,知过改过,实属不易,足以说明孔子光明磊落、胸怀宽广。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一生是伟大的。结语孔子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取之于民、用     

小节与大节

<正>《尚书·旅獒》中有句名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由此可见,重视小节自古就是为政大道。小节与大节,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小节周全,大节不亏;小节不保,大节必失。古往今来,但凡青史留名的清官、廉官无不是重视小节、看重名节之人。清代名臣张伯行,曾作《禁止馈送檄》曰:"一黍一铢,尽民脂膏。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曰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唐朝宰相陆贽认为,"贿道一开,辗转滋厚。鞭靴不已,     

孤傲风雅:大唐望族萧氏长盛的密码

<正>据《独异志》记载,唐太宗曾于宫中设宴招待大臣,说:"谁认为自己是座中最尊贵的客人,谁就先喝酒。"当时,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宰相房玄龄等相互看了看,都没有说话,而座中有一人却立即伸手端起了酒杯。唐太宗便问道:"你有什么理由吗?"此人答道:"臣是梁朝天子儿、隋朝皇后弟、尚书左仆射、天子亲家翁。"唐太宗听罢,拊掌大笑,群臣也极欢而罢。说话的这个人就是唐高祖、唐太宗时的宰相萧。唐代共有369位宰相,而五次     

孔子的正义边界

正孔子不提倡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就等于取消了道德;但他也反对以怨报怨,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堕落得与对方一样。所以,孔子的观点是以直报怨——以公正来对待无良之人。可见,孔子既反对我们对坏人无原则地好,也反对我们对坏人无约束地报复。孔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人而不     

“问责凑数”要不得

正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手段。有责不担,正气难彰;有错不纠,百弊丛生。然而,据中央纪委机关报最近刊文披露,有些地方和单位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仍然喊在嘴上、浮在面上,在问责上有"凑数"嫌疑,把不属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的事项也统计在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有些地方"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盛行密切相关。而更普遍的原因在于,有些问责者与     

钱学森的报国情

古往今来，但凡非常之人，必举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就是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非常之人。他胸怀满腔赤子之情，攀登世界科技之巅，为国家强盛创建了奇特之功，他的名字同辉日月，独放光彩。     

领导者对组织中“少不了之人”的调控艺术

"少不了之人"固然是组织事务处理中的主心骨、定心丸、攻坚者与联结点,但"单枪匹马"反映出中坚力量薄弱,"无出其右"则隐喻继承发扬不足,"一枝独秀"说明组织功能弱化,"众望所归"显示被动依附思想。领导者要想既充分发挥"少不了之人"的突出价值,又避免"支点"风险,就应对这类人才用之有"度",即安排有度、任用有度、责任有度、权限有度;用之有"略",即以"队伍"代"个人",均分"宠爱",权力制衡;用之有"谋",即以"少不了之人"激励后来者模仿、赶超,保证后继力量成长和组织应对能力提升;用之有"疏",即以有意疏远而维护领导权威、培养新人。     

厚道人的三种品质

<正>厚道之人,必定心存善念。厚道与才能、学识无关,它是一种关乎人性的美德。要是一个人永远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那他的心胸就不够豁达。能称得上厚道之人,必是处处能为他人着想之人。为他人着想,就是希望他人的生活过得幸福美满。为他人着想,就是希望他人的生活少点困顿苦难。因此,这种人基本都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厚道之人,必定立身正直。如果说善良意味着     

巧识"小人"真面目

"小人",《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为:指人格卑鄙的人,也就是那些品德不良、心术不正的人.笔者认为,"小人"应该是相对于"君子"而言的,"君子"是很讲气量和风度的,所以古人曾忠告世人:"近君子而远小人."     

达与不达

达就是豁达,是一种生活态度;不达则执,也就是执着了,同样是一种生活态度。无所谓高低之别,好坏之分。但过分的执,成为偏执、顽执,便不大好了。达和执,常常决定于人的性格,人的禀赋,人的成长环境,以及人的命途际遇。而且,豁达之人,未必不会在某事某时变得执着起来;反之,执著之人,在什么问题上,突然表现出豁     

规制健全之下的领导激励之道

<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蕴含着深刻的激励哲学。为什么要赏?赏相对于罚而言是正面、鼓励、向上的引导,能够实现正常条件下实现不了的目标。为什么要重赏?这是因为激励效力有递减性,如果发现非常之人,使用和挖掘非常之力,就需要用非常之激励。赏什么是没规定的,要根据特殊环境和特定目标,提供奖赏之物,用组织资源提供给完成特殊使命的人,而不掉入"只让牛干活又不给牛吃草"的陷阱。赏给谁并没有指定之人,谁完成任务就赏给谁,不存在私下交易或者"封     

底线失守的人生必有败笔

<正>底线,是为人处世的最低标准,是事物质变的分界线,也是做人做事的警戒线,不可踩,更不可越。但凡贪腐之人,首要表现就是底线失守,而底线失守的原因虽有多个方面,但不加强理论学习,不遵守党纪党规,放松思想改造,思想道德严重滑坡,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淡薄,用权任性、任意妄为是主要原因。     

秘书要做“善借”之人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古人告诉我们,善于假借外物是成功的阶梯。同样,秘书要想干好工作,成就事业,就要做"善借"之人。     

诸葛亮“毁人不倦”

正诸葛亮用人,基本上沿袭的是汉朝"举孝廉"遗风,注重表现出来的"德行"。而好德胜于好才,必有虚伪无能之徒表演的舞台。奉行德治的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极为苛刻。"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是史学界对他的普遍指责。诸葛亮要求众将群臣"又红又专",如果"专"而"不红",他宁可不要;而倘若"红"而"不专",他却可以将就使用。"蜀汉无大将"时,有着"一颗红心"的廖化不也是作了先锋吗?自古君子真伪不可分,但真才与草包总该分得清。在蜀汉的     

文章写作的三大原则——兼谈如何克服“长、空、假”现象

正对文章写作基本原则的探究,传统文论早已经有所涉及。早在先秦时期,墨子就提出了著名的立言"三表"——有"本"、有"原"、有"用"。"三表"可以看作是写作法典类文章应遵循的三项原则。后至南北朝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概述出为文"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六条标准,是对所有文章而言的,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到了宋代,曾巩提出"四必",即"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     

职场的“峰”与“谷”

<正>安于现状,就是作茧自缚,身处山谷而不得知。我们都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圈子中,并认为老老实实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地,才是最聪明、最妥当也最安逸的选择。殊不知,抽身开来,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只是处在山谷之中,属于自己的领地是多么狭小。离开熟悉的圈子,是积极向上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