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情况的观察与分析

2013年1月1日起,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规定的新简易程序基本实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主要表现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比例高、审理期限和庭审时间缩短,但又维护了简易程序案件中的程序公正、被告人认罪服判。当然适用修正后简易程序也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包括:被告人程序选择权难以保障、认罪的自愿性难以保证、辩护权难以保障、公诉人出庭形式化严重,这需要在立法和实施策略上作以下的改革:细化被告人的程序选择规定、确保认罪的自愿性、通过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律师参与辩护、创新公诉人出庭的具体方式。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中合同制度的建构

在刑事法律援助中,合同制度是政府与律师通过合同形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合同制度有助于实现普遍辩护与有效辩护,破解刑事司法中辩护权之不彰。合同制度本土化的条件包括刑事法律援助国家义务一元性的立法规定、公民律师辩护权的基本人权属性、律师职业的发达与法律服务市场的规范化,以及政府良好的合同治理能力。合同制度可以作为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援助体系的有益补充,以促进多元化刑事法律援助模式的形成。合同项目主要通过招投标和协商方式订立,一个完善的辩护合同应当包含合同双方当事人合同标的当事人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必备条款     

试析《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制度 ,是实现宪法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并使辩护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针对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辩护制所存在的弊端 ,1996年 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作了重大修改。现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修改后的刑事辩护制度 ,我称它为新的辩护制度。　　一、建立新的辩护制度的依据(一 )基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立法宗旨。这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首先 ,是改变过去那种认为刑事诉讼法只是一种操作法 ,只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程序法 ,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     

侦查程序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思考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首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时起,有权针对侦查机关的指控进行申诉、辩解,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由于我国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模糊不清,因而犯罪嫌疑人进行自行辩护以及获得律师辩护困难重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侦查模式,废除"如实回答"义务,使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知意权,并明确律师的辩护人地位,界定其"会见权",确立其在场权,并赋予其取证权。     

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豁免权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修定公布,成为牵动数万律师神经的热点话题。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中,面临着巨大的职业风险。建立健全律师执业保障机制,特别是执业豁免权等权利,将是对刑事辩护事业发展的巨大推动。刑事诉讼中的律师执业豁免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一种延伸,也是现代法治国家应当赋予律师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刑事辩护权保障初论

辩护权不仅应当作为权利而存在,更应当作为一种有充分保障的权利而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但这两种保障都有巨大缺陷。辩护权不仅缺乏法律和政策的有效保障,更难以得到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支撑。完善法律,改革政策,培育辩护权的社会生态环境,是落实、发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的重心所在。     

论我国刑事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

完整的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应包括动议权、同意或否决权、变更权。在我国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中,赋予了被告人在适用简易程序中的一些选择性权利,但忽略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综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事立法,许多国家均确立了被告人的简易程序动议权。赋予被告人简易程序动议权,是控辩平衡的必然要求;是程序参与原则的客观要求;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应确立被告人享有简易程序的动议权,并确立相关的规则加以完善。     

刑事审判忽视律师辩护意见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 ,不少审判人员对律师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出现了“你辩你的 ,我判我的”现象。这难以保证国家司法的公正性 ,保证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 ,降低了刑事辩护质量。本文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促使审判方重视律师辩护意见的几点对策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的诉讼保障途径

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 ,以保护其合法利益的行为。在人类诉论发展史上 ,无论是在刑事诉讼雏形状态时期还是其后司法专横、把被告作为诉讼客体的中世纪 ,被告人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 ,必然出自本能地对司法机关的指控进行自卫 ,进行申辩 ,以达到减刑或免除刑罚的目的。所以 ,辩护是刑事被告人享有的最基本、最关键的诉讼权利。(一 )在近代民主制国家 ,各国均赋予刑事被告人以广泛的诉讼权利 ,如英美法系国家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保释权…     

无罪辩护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无罪辩护相比较罪轻辩护而言,由于其直接关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个案中直接体现生命权、人身自由权是否将会被剥夺的问题,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无罪辩护还关系到律师"护法维权"群体形象的树立和我国的律师制度、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能否取信于民的大问题.法律赋予了辩护人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权利,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无罪辩护难"的观念在律师界和学术界却早已形成共识.     

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沉默权的赋予是当代司法文明的象征 ,也是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已势在必行。     

略论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指的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就自己是否有罪及罪行轻重进行当庭的最后辩护的权利。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60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可以说,被告人法庭审理阶段中的最后陈述权是一项重要的、法定的诉讼权利,然而从实践操作层面上来考察,就会发现对于被告人行使最后陈述权的态度并没有那么乐观。这种情况的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     

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的现状分析

现代意义的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三位一体,有控诉就有辩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辩护制度但有缺陷,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作用有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切实维护,难以体现刑事诉讼的价值,产生此种情形的原因很多,为此,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参与辩护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很有必要。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辩护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保障刑事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提高律师的地位,最终实现程序正义,以便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     

刑事简易程序定罪证明标准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由于其相对于普通程序更为简易和快速,而受到各国的青睐。在我国简易程序中,虽然在审判程序上予以了简化,但从实践来看,程序简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以至无法达到快速审判的要求;从理论上看,仅仅是程序步骤的减少也难以为"实质意义的简化"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简易程序在实体上对所有案件无差别的适用"证据确实充分"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定罪证明标准,无疑是阻碍快速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因。该定罪标准不仅与证明标准差异化、多元化不符,也不利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疑难复杂案件中。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事实相对清楚,争点也比较小,适当的降低定罪证明标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并且在降低的同时,可以通过加强辩护权、重点审查认罪的真实性     

对我国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改革的思考

律师辩护权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的意义举足轻重,全世界对律师辩护权都备加重视,但在我国审前程序的律师辩护制度中,却存在诸多缺陷,如介入时机规定不当、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不充分等等,因而在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中应加强对律师在审前辩护权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对律师介入刑事辩护的时间作出合理规定,并加强律师辩护权的具体权利方面的立法。     

简论侦查公正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侦查公正对刑事司法公正有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立法上对侦查公正予以保障,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享有的权利,如知情权、辩护权、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权等.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加强律师协助权;消除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违法搜查等不公正的现象.为保证侦查公正,建议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辩护权、律师有讯问在场权;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辩护权三论

辩护权的特征不只是专属性、防御性和绝对性,实 际上它具有更广泛的特征,即普遍与至上性、“准公权性”、内容多样性、辩护权行使的二 元分立性;辩护权需要有良好的法律保障和政策保障,并且离不开社会生态环境的建设;中 国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国家要切实保障辩护权,建立与国际通例相适应的辩护制度,确 立沉默权制度和全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思考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统一的简易程序,这对于促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有重大意义。然而,简易程序在被告人自愿性保障、量刑优惠、程序的转化、公诉人出庭的规定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被告人自愿性的保障机制,明确选择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具体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有效衔接简易案件的开庭审理。     

对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被告的“从宽性”研究

简易程序的充分适用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并且可以营造"多赢"的局面。然而,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人的"从宽性"规定仍不全面,并且也缺乏鼓励"因素"。因此,从国内外立法实践出发,创新性地从"实体法"角度与"程序法"角度共同论证对被告人从宽的"应当性",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宽幅度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