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制金融对海南“三农”金融供需的影响

海南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但仍然存在农村普惠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且同质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程度低等问题。提高农村普惠金融有效供给、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可促进海南农村普惠金融功能的发展。     

普惠金融、金融服务均衡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

发展普惠金融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课题。依托普惠金融发展指标,构建综合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指数(IFI),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定量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十分迅速,但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呈东、中、西部梯度递减的格局;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但作用效果存在地区差异;此外,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大于金融深化所起的作用。     

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手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可以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驱动因素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发力,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供给规模不断增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重点在农村和小微企业。但也面临着普惠金融概念“混沌”导致实践偏误、城乡“三大鸿沟”导致发展不均衡、金融机构“成本—风险”约束导致供给不足、数字化潜在风险导致监管风险升级等挑战。为此,要做好普惠金融概念界定,优化农村科技、金融与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供给意愿,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差异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

从空间和结构两个视角考察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发展差异不断缩小,空间分布上东强西弱、南强北弱和增速上西快东慢、北快南慢的特征显著。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形成机理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分别是横向东中西三大地区和纵向南北方两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空间来源;除中部地区外,覆盖广度差异是全国及其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内源结构性因素中覆盖广度差异、使用深度差异和数字化程度差异对全国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强度依次降低;外源社会经济因素中,经济发展差异和金融科技水平差异均是影响全国及分区域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各要素差异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以2006-2015年山东省的宏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良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逐年稳步提升;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普惠金融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2009年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2008年之后增速较快。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城镇化率四个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显著,且是正向影响的;交通便利度、农业科技化水平也属于正向影响因素,但不显著;而农业产业的重要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从农村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济基础、财政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普惠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金融功能理论的论证

深刻认识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基于金融功能理论的视角，指出传统金融机构的功能缺失加剧了区域金融的失衡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然后从普惠金融的目标客户定位、便利清算和支付结算、信息透明、高效聚集和分配资源等方面研究其金融功能，从而揭示普惠金融如何惠及弱势地区与人群、助力中小企业发展、消除贫困、促进金融公平，并由此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     

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传统和数字的比较分析

在对我国31个省市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泰尔指数测算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回归的方法实证比较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到区域层面,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各地区的减贫效应正好相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存在对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但是二者的门槛值不同,且对于两门槛值的减贫效应也存在差异。     

我国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普惠程度的测度及影响因素

发展普惠金融的目标是建立覆盖所有人群的包容性金融体系。现阶段农村地区是我国推行普惠金融的重点区域,尤其西部农村地区更应受到重视。本文通过借鉴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方法,构建评价西部农村金融普惠程度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赋权,使用加权平均法计算金融普惠指数,从而对西部农村地区金融普惠程度进行测度,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西部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结构差距

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的差异导致同样的投入率在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率不同;从金融结构差异来看,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呈现出典型的“金融二元结构”;从投融资方式的区域差异来看,西部地区的融资结构失衡是西部长期发展滞后的关键;金融制度安排的“东部偏向”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制度因素。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并能够通过增强县域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和潜力促进劳动力的净流入,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采用2014—2020年1 754个县域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以人均GDP、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劳动力净流入率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且数字普惠金融3个维度的发展均具有县域经济发展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拓展、使用深度加深、数字化程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县域和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普惠性和亲贫性,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路径来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应积极推进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尤其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统筹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和劳动力流动引导政策,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于金融领域,传统金融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广度更广、深度更深。当前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数字金融所具备的共享、便捷、安全、低成本和低门槛特点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数字金融能够发挥资源配置效应和普惠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数字金融通过革新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应深化数字金融体制机制改革以推动区域金融可持续发展,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以提升区域金融核心竞争力,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以保障区域金融稳定发展,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推力。     

从"失衡"走向"均衡":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发展的非对称性

由于共生利益分配的不对称,金融与实体经济在共生发展中存在非对称性,这是导致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我国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实现了共生发展,但在共生利益分配中偏向金融部门,呈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应明显弱于实体经济对金融的贡献的“失衡”状态;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发展的非对称性及其所引发的失衡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有所区别。为此,应着力矫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非对称共生发展关系,推动二者向对称互惠共生模式演化,促使金融和实体经济从“失衡”走向“均衡”。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看职教区域模式的差异——以江苏"南北合作"职教模式为例

江苏虽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大省之一,但也还存在着苏南与苏北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国内外投资的不同等因素.苏南与苏北区域经济差异性导致了职业教育的不均衡.为了解决南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江苏省教育厅推行了"南北合作"职教模式,该模式具有职教资源优化组合、学生招生和学习年限的灵活性、校长教师的交流性和毕业生就业南移性等特点.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

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测算居民消费相对剥夺指数,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这一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且主要缓解了衣着、食品类等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以及增强社会互动三个机制来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3）在充分考虑了人口经济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状况后,文章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间收入群体,中、高金融素养,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对剥夺缓解效应更加显著。     

我国中西部区域金融现状与对策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是关键因素之一。金融发展的滞后直接导致区域内资本形成受限,并最终作用于经济体系。因此,建立和完善区域资本市场,疏通中西部企业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都将促进资本的形成并转化为投资,并最终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重要形式.本文使用一种非参数的条件效率框架测算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被视为环境变量.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11—2017年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从整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其中欠发达地区的效率改善程度更突出;从个体效率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各指标效率改善方面都具有相似结论,而且同样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从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整体水平还是个体指标,其条件效率都超过非条件效率,但是两者之间的落差逐渐缩减.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