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音乐环境下齐梁乐府的新变

南朝齐梁时代,源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多种音乐的并存、影响与互渗形成了多元化音乐环境,为乐府创作提供了繁荣、发展、新变的空间,成就了齐梁乐府创作在乐府史上的特殊地位。齐梁音乐的新变以流行新声为主导方向。乐府创作的新变也体现出明显的"新声化"特征,尤其反映在五言四句体式的运用上。除体式外,齐梁乐府的类型、主题、语言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新变。     

赋题法与永明体——齐梁陈拟乐府诗的革新

南朝齐梁陈三代，在沈约的倡导下，拟乐府诗创作发生了重大革新。诗人们把赋题法和永明体相辅相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拟乐府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齐梁陈时代，拟乐府进入了一个复兴期。虽然在内容上，齐梁陈拟乐府略嫌题材单调，境界不高，但就总体情况而言，这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创新，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为唐代乐府的辉煌局面奠定了基础。     

南朝边塞乐府创作模式新论

南朝边塞乐府是中国古代边塞诗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南朝文人拟乐府盛行和诗坛重情尚变等时代背景下,"赋题法"的创作模式和横吹曲的音乐特质,促进了边塞乐府创作的繁荣。南朝诗人模拟横吹曲的题材,为唐代边塞诗创作所继承和开拓。在绮丽柔婉的文风影响下,南朝边塞乐府虽然还存在着"宫体诗"的情调,但也为唐边塞诗高潮的到来做了艺术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略论中国古代歌诗之演化轨迹

在中国古代歌诗之演化进程中,音乐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是影响歌诗体式的重要原因。《诗经》与雅乐的分离是四言诗衰蜕的根本原因。楚歌疏离音乐而赋化,形成《离骚》类抒情诗的新特点。新题乐府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打破歌诗与徒诗界限,造成乐府歌诗向徒诗的演化。文人开启词体雅化,诗体为词体雅化的参照,而音乐变化导致词体脱离音乐。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散曲的尚俗特征,文人雅化难以突破曲体制约。在尚俗与雅化博弈中,造成散曲雅俗互陈的状态。中国古代歌诗的演化历史,为中国新诗进入歌诗时代提供了启示。     

《白纻辞》的拟代——兼论乐府诗拟代中的复变规律

咏赞或配合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名舞《白纻舞》表演的乐府歌诗——《白纻辞》盛行一时,在歌舞消亡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也同样受到诗人的青睐,拟辞不断。《白纻辞》可分为两类：拟篇乐府和赋题乐府。《白纻辞》在拟制过程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但也有规律可循,这就是复变规律,这也是乐府诗拟代过程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傅玄拟作与魏晋之际文学变迁

考察傅玄的模拟作品,能提请人们注意魏晋文学的血缘,管窥魏晋之际的文学变迁。入晋前,傅玄的拟赋旨在张扬儒家人生观和儒家文风,以对抗玄学人生观和玄学文风。拟骚和拟乐府之作则化俗为雅,重在以裨风教。傅玄通过自己的模拟,牵引着文学朝一条有别于建安、正始文学的路上走去,魏晋文学的变迁由此而始。入晋后,他则凭借文坛前辈的地位,通过制定礼乐和组织同题共作等活动,排摒玄风,推行儒家文风,从而实现了魏晋文风的变迁。     

论六朝文人故事乐府和其他文体的关系

承继两汉民间乐府中故事体歌诗的创作传统,伴着时代艺术手法的日益精湛,六朝时期文人袭旧调、述本事的故事乐府创作因日益文人化而走向繁盛.和汉代他体文学对故事体歌诗创作的漠然态度不同,六朝时期的文人故事乐府创作相继得到了小说和俗赋（故事赋）的关注。其关系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1）文人故事乐府和小说的同题多作及手法互见现象;（2）文人故事乐府和俗赋（故事赋）的演唱性功能及叙事手法互见现象。     

从刘宋拟乐府书写范式的转型看士庶乐府之分流———兼论此种拟作范式转型之社会动力

刘宋时期出现了拟作汉魏旧题乐府的新高潮,历来评论均认为模拟太甚,艺术价值不高。其实,时人拟乐府的书写范式发生了转型,针对断裂的文学传统,除陆机外,还纳入汉晋乐府、汉大赋和古诗,甚至晋宋山水、行旅诗等“记忆、文本片段”,使之成为多层、重叠的“杂而不越”的复合行文结构,保证了文本在跨历史的共识中被阅读,使之在诗学重构中获得“新的生命”。此种新型拟乐府反映了当时士族乐府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成为主流文学样式。以鲍照为代表的庶族拟乐府努力贴近此种主流,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庶族本色,由此导致了士庶乐府之分流。此种拟作范式的转型、士庶乐府之分流的社会内在动力也无疑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分层。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横吹曲与边塞诗

横吹曲题目中的大部分被文人们赋咏为边塞诗,横吹曲辞与边塞诗是有关系的。在音乐形式上,横吹的军乐性质就决定了文人在创作乐府诗的时候用边塞的题材。不仅如此,横吹曲辞与边塞诗的关系还取决于最早的赋咏者南北朝诗人的选择,南北朝诗人把横吹乐府赋咏为边塞诗也与他们只是据题面意思来创作,即“赋题法”的方式有关。南北朝诗人最早创作了横吹乐府边塞诗,并且为后人的边塞诗的创作确立了诸多范式。南北朝乐府边塞诗,也就是横吹乐府边塞曲辞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初唐的雄伟诗风。     

论鲍照乐府诗的新变与贡献——兼及“歌行体”与七言歌行诸问题

鲍照是先唐乐府诗史上最具开创性的一位诗人。“拟”“代”旧乐府而独出机杼,确立与完善七言歌行之一途,并致力于对江南流行乐府诗的创作,是鲍照及其乐府诗表现在新变方面最为鲜明的特点。其中,尤以对七言歌行的确立与完善而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正因此,鲍照乃获得了“乐府第一手”的美誉。     

齐梁拟乐府诗赋题法初探──兼论乐府诗写作方法之流变

本文研究齐梁时期拟乐府诗“赋题法”的产生，并论述其在文人拟乐府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革新意义，指出其对唐代拟乐府诗创作的深远影响。文章着重论述以下几个问题：一、从魏晋拟篇法到齐梁赋题法的成立；二、赋题法产生的直接机缘：沈约等人的赋曲名之作；三、赋题法与南朝诗赋创作重题、咏物之风的关系；四、赋题法与齐梁迄唐边塞诗创作的关系。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     

论晚唐律赋的艺术变化

在晚唐赋坛上，王等来自闽地丹山碧水之间的律赋作家，突破应试题材的限制，用律赋来咏史写事，抒发现实生活的感受，创作了不少较有社会内容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他们不囿于传统，努力创新，开拓了律赋领域，使伴随着科举考试而产生的律赋，逐渐与科举功令脱节并成为一种没有限制的抒情赋体，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晚唐格调，为唐赋的发展尤其是律赋的艺术新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张王乐府中的唱和现象

中唐诗人张籍王建以乐府唱和现象鲜为人知。据笔者检索，共发现张王同题、异题唱和乐府十五组，其中既有古题乐府唱和，也有新题乐府唱和。张王的唱和乐府是在一定的内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形成的。张王以乐府唱和具有突出的时代意义：它对以社会民生的内容打入文人唱和诗、对以通俗的形式影响文人唱和诗、对新乐府运动规模的壮大、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大历乐府诗论

大历时期的乐府诗虽然缺乏突出的成就,但却在唐代乐府诗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旧题乐府诗走向衰落,不仅创作的数量减少,而且进一步与徒诗合流,具体体现为写实化、工巧化、律化和歌行化;而新题乐府诗剧增,题材上主要有咏物、送别和讽谕三大类,其中讽谕成为主流。大历时期的乐府诗还明显地表现出对前代乐府诗的继承和模仿,并且对后来张、王、元、白的新题乐府产生了较大影响。     

明代古乐府要略

作为诗文复古运动的一部分,明代古乐府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色,其中以李东阳、李梦阳和李攀龙三人的创作最具代表力.李东阳古乐府句律以"三三七"为主,与后来李梦阳等大倡"真诗乃在民间"稍有不同,其创作使咏史乐府一体在古代乐府创作史中占据一重要地位.李梦阳古乐府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其"尺寸古法",继专注于咏史的西涯拟古乐府之后,在古题新创、自创新题、综合古乐府之题义、继承古乐府之句法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古乐府创作."临摹帖"、"影响剽贼"、"止规字句"等,实则是李攀龙主观设定的古乐府创作追求,其主要方法是摹仿古辞之程式和运用程式拟写.与宋元古乐府创作同当时礼乐文化建设存在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不同,明代古乐府主要是在文人案头诗歌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层面展开的,更多地体现了明代文人在文本和诗学层面复兴古乐府的努力.这可能也正是明代文学复古运动最为重要的特性.     

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

隋前乐府习称古乐府,隋唐以来古乐府地位日高,甚至成为与《诗经》相提并论的经典。从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可以清晰揭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隋代王通《续诗》开启了古乐府经学化历程;唐代李白古乐府学从学理化、经学化、楷式化三个方面推进了古乐府经典化;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郑樵《通志二十略·乐略》使古乐府经典地位获得了学理支撑;元代左克明《古乐府》为文人创作古乐府提供了简明读本,对古乐府的楷式化有所助益,杨维桢大量拟作古乐府彰显了古乐府的楷式地位;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对古乐府经学化、学理化、高格化、楷式化四个方面均有推进,在揭示古乐府艺术成就、推尊古乐府体式方面均达到顶峰;清代朱嘉征《乐府广序》将古乐府经学化推向极致,朱乾《乐府正义》在义理阐发的同时兼顾史实考证,对朱嘉征的极端经学化又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