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北朝时期相人术对知识阶层的深刻影响

南北朝时期的相人术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其对知识阶层的影响——首先是史家对相人术的重视明显提升;其次是相人术文献更为普遍;第三是官员与皇帝中的看相者大大增加。究其原因,相人术自身的空前发展是这些影响的原动力;而社会动荡、当时注重相貌的风尚、玄学余波的影响、相人术自身的生命力等,则是相人术发展的深层原因。     

魏晋时期之相人术与魏晋社会

与两汉时期相比,魏晋时期的相人术至少有五点重要发展,而且从各个方面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当时的社会状况、学术思潮、社会风尚、宗教等都对相人术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中可观察出我国古代术数文化发展史的两大特点。     

相人信仰与汉代历史散文

相人信仰在两汉时期风靡于朝野,并对本时期历史散文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相人信仰的流行造成了汉代历史散文的一种特殊的写人方式,即通过相术判语间接描写人物的外貌;又使其中一般的人物形貌描写体现出或隐或显的相术寓意,也就是说,汉代历史散文往往借助对人物外貌的祥正、凶邪或奇异之处的刻画来暗示人物的品性或命运。     

论汉代教育对社会的影响

汉代教育是汉代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但随着教育的发展,它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汉代教育对社会影响的最主要表现是:汉代官吏的群体知识化和由此导致的儒者官吏对儒家政治、经济、文化理想的自觉实践;落后社会习俗的改变;全民共同心理文化素质的提高。     

水与汉代南方社会

汉代南方降水充沛,江河湖泊众多,成为一片水的世界,是著名的水乡泽国。水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要素,汉代南方丰富的水资源对生产生活乃至社会风俗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的南方社会。但是,汉代南方人也不是被动地做水的奴隶,他们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利用“黄金”水道发展水上交通,综合利用水资源,对水的利用和改造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两汉时期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形成原因——以汉代婚姻关系为中心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妇女地位变化的重要时期。由于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汉代妇女地位前后呈现出由高渐低的变化趋势,并由此对我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从汉代的婚姻关系角度入手,对汉代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形成原因作了深入、全面的探析。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儒学与汉代生态环境保护

汉代崇尚儒学，以经治国，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强调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对汉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汉代统治者十分注重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培植，产生了一系列的积极效应。     

亲亲相隐制度述评

亲亲相隐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发端于春秋,确立于汉代,完善于唐代.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也着多方面的原因.从文化角度看,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独尊的地位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文化原因;从社会角度看,家族至上的社会意识是亲亲相隐制度产生的社会原因;从政治上看,亲亲相隐制度之所以能得到汉代以后的各个封建王朝的认可,其原因在于这种制度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亲亲相隐制度虽然有一定的负面因素,但是其积极意义也是存在的.从现代社会考量,亲亲相隐制度具有尊重人性、促进社会和谐及提高法律之社会效益等多种价值内涵.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略论命相论与西汉政治

西汉王朝需要确立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权威、意识形态权威与等级秩序。司马迁生当武帝尊崇今文经及纬书谶语符命盛行时期 ,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 ,不得不用纬书作者的手法 ,把西汉王朝的缔造者刘邦圣化为“庶圣” ,神化为“赤帝子” ;班固则将元后王政君圣化为“圣女” ,神化为“太阴之精”。纬书作者们则将孔丘神圣化为“黑帝子”、“玄圣”、“素王”与刘汉王朝的“制法主”。王充提出察表知命说、禀气说 ,详细论证了西汉大一统封建等级秩序的天然合理性与神圣性。     

道家思想与两汉史学的发展

两汉时期 ,中国传统史学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是与道家学说的演变和发展密切关联、相伴而行的。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史家的史学活动 ,《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的相继推出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家学说的沾溉、启示和影响 ,并折射出道家思想在汉代演变、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另一方面 ,汉代道家学说的广泛传播 ,日趋深化和不断完善 ,也往往得益于史家的努力 ,得益于史学的发展。二者是相互促动 ,相得益彰的。我们研究汉代史学史、思想文化史 ,对此应该有所关注 ,有所探究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明初史鉴书编纂与汉史研究

明代前期,由于明太祖的政治高压及明成祖的"朱学"一统政策,史学处于畸形发展中。当代史撰写无甚成果,而对以往史书摘抄、改编的史鉴书却非常流行。其表现在帝王敕撰史鉴书和士人私修史鉴书两种形态,这两类史鉴书皆对汉史颇有涉及,前者在于以汉史鉴戒当下,后者是借助批判汉史来晓谕当政者。     

雅俗共赏：明人汉史学研究述论

《史记》、《汉书》、《后汉书》产生以后,历代对其皆有研究,文人瞩目于章法,史家着眼于史实,各取所需。然而明代上至帝王下迄黔首,皆对汉史具有浓厚的兴趣,不单有浅显的引用评析,更多的是精湛的考究辨驳。明人汉史学研究可谓是游历于神圣与世俗之间,但其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状况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史学的发展态势。     

西汉"除挟书律"的历史意义

西汉初年的"除挟书律"是一项重要的文化政策,它正式废止了西周以来延续了七八百年的官书垄断 传统,使得书籍可以自由收藏,自由复制,自由流通。在"除挟书律"后的一百来年间,先秦官书能够被人们公开收 藏并进而在公众间流通;司马迁写出了第一部以社会公众为读者的史书--《史记》,书籍著作领域出现了面向公 众传播的明确观念。     

汉《易》与《汉书》

班固的《汉书》没有割断历史联系,他把西汉历史和古史联系起来,表明“汉绍尧运”,历史过程是天意决定的。汉《易》与今文经学是班固架构历史的理论依据。班氏论学术渊源流变体现出易学的通变思想。易学对班固写史产生多重影响。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