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流派刍议

先秦时期诸子流派的划分是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学术发展史的重要线索,但是自汉代以来对于先秦时期学术发展趋势的认识仍旧停留在司马谈和班固的认识基础上.事实上,根据传世的先秦文献及近年来地下出土的先秦文献等记载,先秦时期并不存在后代所说的百家之说.因此,不能把一些子书及出土的文献简单或笼统地冠以某家之作品,采用"某子学派"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历史实际.     

先秦诸子散文发展之回顾

我国先秦诸子散文由最初简单朴素的语录式文章发展为逐渐成熟完备的文章,依据时间和散文样式、特点的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诸子散文的产生及早期发展阶段,其代表作为《论语》、《墨子》;战国中期,诸子散文的发展阶段,其代表作为《孟子》、《庄子》;战国后期,先秦诸子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及完善阶段,其代表作为《荀子》、《韩非子》。     

略论先秦诸子义利观

义与利是先秦诸子伦理思想中一对十分重要的范畴,不同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本文旨在揭示先秦诸子义利观之真义,以期对那一时期人们的义利观有一较全面、客观的评价。     

先秦诸子学说的符号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兴起,具有各自的文化目的性,儒家的思想、法家的主张、道家的理念、阴阳家的学说、纵横家的论断,都在表现他们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语言符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成为我们认知诸子学说的意义符号。     

先秦诸子辩证思维的认识论基础

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特殊而又为全民族普遍接受的认识框架和精神追求——"天地人"三者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观。而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与中国传统思想自身性格上的特色——实用理性精神密切相关。在天人合一的认识观和实用理性精神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往往注重矛盾双方之间的渗透、互补以保持整个机体、结构的动态的平衡稳定,形成了一种重合轻分的和谐辩证思维。廓清二者的关系,对于发挥辩证思维的优良特质,乃至传统思维方式的更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先秦诸子的分层及其人文精神转变

先秦诸子们按其的"成分"基本可分为三大层面:一是由知识的士转化而来的精英层次的"子",如儒家、道家、墨家,他们分别指向人生(思想)、宇宙和学术,他们是相当纯化的士;二是由技术的士进化而来的工具层面上的"子",被后世称为阴阳家、法家、兵家的子们都属于这一层面,相对来说,他们不再是那种纯化的士们,无论是精神传承还是学术思想都已开始弱化;三是那些充满功利色彩的士凭借着他们身上的某一方面的特长而晋身的"子",如纵横家中的苏秦、张仪们.可以说这是先秦诸子发展的第三阶段,至少在精神上,他们已明显异化了.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基本上可以视作诸子的先秦历程:纯化-弱化-异化-同化.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一个嬗变的过程.     

"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综述

屈原曾经受到先秦诸子的深刻影响,对此前人已作了不少有益的梳理."屈原与先秦诸子"研究主要呈现三种倾向一是认为屈原归属于先秦诸子的某一家;二是认为屈原兼具先秦诸子思想;三是认为屈原兼具百家而后自成一家.学者学术视野逐步由封闭、迷信走向开放、求实,研究思路正在不断扩大.     

先秦诸子文章标题设置的历史演进

先秦诸子文章标题的拟定,经历了由简单、随机到精心设计的历史演进过程。《论语》与《孟子》篇章标题的特点是随机性,篇章标题大都取篇首字。《墨子》与《庄子》中核心篇目的标题,已经能完整、精炼地概括篇章内容。不过,不少篇目的命名仍然保留了早期以篇首字为题、不考虑篇章内容的习惯。《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标题设置已经非常成熟,只有少数带有数据杂记性质的篇目保留了简单、随机的命名方式。《吕氏春秋》的标题设置,甚至成为其全书思想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鹖冠子》标题的语词结构以偏正式为主,这是由其重视概念的叙述策略所决定的。     

略论先秦诸子的尚“清”倾向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尚“清”现象,源于先秦诸子。“清”的本义是指水清,先秦诸子由其本义出发,逐渐将其用于哲学、社会、道德、艺术等领域,使其获得了越来越广的审美意蕴。在道家学说中,“清”既是重要的哲学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老庄将“太清”视为天道的理想境界,将“缘而葆真,清而容物”视为理想的人性之美。在儒家学说中,“清”主要属于道德审美的范畴,用来概括隐士在乱世中清高处世、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与道德之美。由孔子到孟子,儒家对“清”的态度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逐渐崇尚的过程。荀子则融合了儒道两家尚“清”的内涵,并加以扩充,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对后世的美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移民及其影响

华夏民族早在先秦时期便以其包容各种族群的气度 ,通过形式多样的族群移动即移民和随后的文化交流融铸成为一个有着共同文化意识的民族。这一功业 ,完成之早 ,延续之久 ,为人类文化史上仅见     

先秦舞蹈的审美"风格"类型

先秦舞蹈就其历史阶段性的主导旨趣来界定,可以划分为三种审美"风格"类型:娱神风格、乐治风格和娱人风格。它们大致可以在逻辑和历史上分别对应先秦社会的三个时段——原始三代、西周和春秋战国。     

简论先秦杂家与西汉学术之关系

战国中晚期学术融合的潮流,不仅催生了黄老道家和先秦杂家这样兼摄百家之学的学派;反过来,先秦杂家在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又推动和引领了诸子百家杂家化融合的潮流。先秦杂家充当了先秦子学与汉代经学之间学术转型的主要载体和媒介,西汉诸子学的学术成就不仅打上黄老道家的烙印,更多的则是杂家化之后的产物。《淮南子》代表了西汉杂家最高的学术成就,《春秋繁露》则是西汉杂家儒学化后最为成熟、完美的产物。     

从清人评点看《儒林外史》谋篇的艺术特点

《儒林外史》独树一帜的叙事结构,一直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焦点。《儒林外史》清代评点对其谋篇艺术详瞻、细致的阐发,可以概括出《儒林外史》谋篇的四个艺术特点:精严性、抒情写意性、对比性、重述性。     

汉末政治风暴与“处士”的文化表现

汉末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处士作为"党人"的对照,在历史记忆中保留了鲜明的文化形象。这一情形,可以看作儒学群体分流的迹象之一。与激进的"党人"不同,"处士"对政治取全面回避的态度,坚守平民立场,以纯正的在野方式始终保持和执政者的距离,始终不与当权者合作,不为最高执政集团服务,表现出"崛然独立"的风格。历史文献称他们彻底的"独立"意识的表现为"绝迹"。他们与"党锢之祸"受害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消极倾向,研究者也有探索其心理背景的必要。后世对汉末"处士"的评价各有褒贬,亦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人等、不同文化倾向的差异。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     

论先秦文学中的少数民族使者形象

先秦文学中出现一批少数民族使者形象,其中的东夷族使者博闻多识而又略带神秘;西戎使者知书达理,不卑不亢;南越使者则是从容应对,不辱使命。这些使者身上折射出周边各族的特色,同时也反映民族融汇的某些规律。先秦文学对于少数民族使者所作的艺术显现,是对传统礼仪中世俗偏见的拨正,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本质内涵及其批判

究竟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由君主一个人独掌还是由全体公民共同执掌,这是赋税伦理研究必须直面的根本与核心问题。先秦赋税伦理思想的共同特征是：主张国家最高赋税权力应该全部由君主一个人独掌。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是应该遵循赋税道德独掌,实行王道赋税;还是应该不遵循赋税道德,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赋税最高权力。先秦赋税伦理是一种极为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