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学思想在元朝统一战争中的积极作用

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对中国古代的统一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文根据孟子提倡的不嗜杀人主张,探讨儒学思想对元朝统一战争的积极作用。蒙古族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由嗜杀到不嗜杀,认真贯彻儒学的人本主义思想,争取了被征服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步伐。     

我国秦汉时期儒家法律思想研究

儒家法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但并未被当时统治者所接受。秦朝法律法家化明显,但秦律中仍然包含儒家法律思想成分。汉代中期废除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儒家法律思想遂成为长期影响中国法制进程的正统法律思想。     

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

从蒙夏战争开始 ,经过 70年之久的统一战争 ,成吉思汗及其继任者最终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统一大业。在促成统一的众多因素中 ,藏传佛教起到了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所始料不及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 ,新兴的蒙古贵族上层接受了藏传佛教 ,并在其教义仪轨中找到了“佛我一体”统治僧俗的理论依据 ,反过来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 ,藏传佛教继西夏之后又得到了新的保护和发展 ,出现了后弘期的一个发展高峰     

战略战争与中国国家安全

“战略战争”是一种威慑、竞争和有限杀伤相结合的战争形态。传统战争形态在地域、破坏性和目标上均已发展到极限,使战略战争成为一种必然的政治选择。战略战争需要较强的综合实力,并在较长时间内、在所有领域综合运用战争与非战争手段,努力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战略战争使军事技术能力领先的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其领先优势。战略战争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构成了安全上的挑战,使中国面临核讹诈和“代差性”战争的威胁。     

略论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

历史循环思想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 ,经过秦代这一过渡性阶段 ,在西汉前期完全形成。历史循环思想对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并与汉代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历史循环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流行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内容包含一定的真理性成分 ,对当时及后来思维方式的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试论王朝统一战争中俾斯麦军事战略思维

王朝统一战争中,俾斯麦军事战略思维目标是排除奥地利,力主普鲁士武力统一德意志,军事战略思维后盾是普鲁士雄厚国家实力,军事战略思维旗帜是民族思潮觉醒,军事战略思维手段是隔离外部势力干预。     

略论先秦秦汉时期的制土分民思想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土地面积和其载荷的人口数量之间要有一个最佳的比例关系,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种制土分民思想产生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发展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广泛推行于秦汉时期,它有力地促进了秦汉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繁荣．直到今天,古代的制土分民思想及其内容,仍有深入探讨之必要和参考借鉴之作用．     

法家以法律统一思想评析

法家把法律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钳制、控制人们的思想,使“其言谈者必思轨于法”,“事断于法”。法家认识到必须把法律布于百姓并使明白易知,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这是法家法律思想中的积极成果;但它夸大法律作用,妄图把人们纷纭复杂的、多种多样的思想统一到法律上去是错误的。     

略论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生态文化

秦汉时期,面对自然灾害频繁、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统治者不仅制订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还重视生态资源的培植,以求改善自身周围的生态条件。针对持续不断出现的生态灾异现象,统治者更是不得不小心翼翼应对,甚至显得战战兢兢。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一系列政策及行为,无不透露出当时统治者的生态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生态意识的增强,构成了其政治生活中鲜活的生态文化内容。     

论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渊源于夏、商、周,这一时期出现的《军政》《军志》《令典》等兵书和集三代兵学思想之大成者姜望的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已开始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司马法》等兵书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时期兵学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展现出丰富的内容:一是依据战争中的客观因素及其矛盾去认识战争指导原则和发展规律,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在战争中要观形察势、因变治变;三是论述了战争中文与武、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文德与武备并重、政略与战略结合等。这些朴素唯物辩证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焱焱炎炎 扬光飞文──秦汉绘画概论

绘画在秦汉时代已发展为美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在所反映的内容上,历史现实、神话传说、人间冥界、天象地理、山水植物、动物祥瑞无所不包;在表现技法上,发展了以毛笔为主要工具、以墨为主要材料、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各种手法及相关的各种造型观念;在画家构成上,以黄门画工、民间画工为主体,并已有文人投入画事。多种可利用的载体被利用于绘画,帛画、壁画、漆画、陶器画等,成为秦汉最有时代特色的画种。在秦汉绘画中,存在着文献绘画和出土绘画两种形态,存在着先帛后壁的发展线索和南帛北壁的分布格局。     

秦汉行政惩罚机制

秦汉行政法不仅规定了行政工作的职责和行政规范,对行政违法和失职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的规定,从犯罪形式上讲有赃罪、诈伪罪、擅为罪、稽缓罪、失职罪、失误罪等行为,从犯罪的内容上讲,涉及政治犯罪、职官犯罪、财政经济犯罪、司法审判犯罪、边防与军事犯罪、社会治安犯罪等行政工作内容的方方面面的行为。根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规定了谇、笞等教诫刑,赀、罚金、赔偿、赎等财产刑,夺爵、夺劳、负算、免职、废职等权力刑,黥、劓、斩左止、斩右止、腐、耐、髡等耻辱刑,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候、迁等劳役刑,磔、腰斩、弃市、枭首等死刑,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交互为用,把行政惩罚与权力、责任和利益统一起来。依法规定了告劾、案验、鞫讯、判决、执行等行政惩罚的程序,对检举揭发的行政犯罪行为进行认真核实,判决做到过罚相当。秦汉行政惩罚机制对行政违法失职者起到了惩戒、预防、教育的作用,增强了官吏责任感,维护了公共利益,保障了人民权益,使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有序进行。     

秦汉夜间娱乐杂考

秦汉时代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常生活秩序,对夜间活动实行禁止,但是夜间生活,尤其是娱乐生活依然广泛存在,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丰富多彩。秦汉时代的夜间娱乐生活有夜间出游、夜间宴饮、夜间游戏等多种形式。研究这些夜间娱乐活动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发展状况,追溯唐宋元明清夜间游乐活动的源头。     

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

秦汉时期,由于农业环境的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重农政策的实行和商品经济的剌激,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科技的进步、农副产品的丰富及主要农业区的形成,是秦汉农业高速发展的重要标志。秦汉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秦汉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全面发展的基础,对后世中外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秦汉农业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

秦汉史籍中的"怨望"可大致分为群体怨望、个体怨望两类。前者指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不满,后者指个人的愤恨,动作施予者及对象明确与否,或是两者的主要区别。因"怨望"常被视作谋反的前兆,故根据行为动机,个体怨望可进一步析为"怨望而谋反"、"怨望而诽谤"两类。考虑到"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对于所谓"怨望者"的心怀不满应予以仔细考辨。此外,"怨恨"可表达与"怨望"相同的意思,亦值得注意。     

《通鉴》周秦汉纪史源问题

《通鉴》取材丰富 ,主要是对以往的历史文献进行鉴别取舍。将《通鉴》与先前有关文献进行比勘分析 ,对于研究《通鉴》的体例、史源、文献特点以及探索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和文献学成就都是有意义的。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试论战国秦汉纺织业的发展特点

战国秦汉是我国“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社会生产力得到全面的发展本以史料为依据，分析了战国秦汉时期我国纺织业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当时纺织技术的特点、产丝区的主要分布以及纺织品生产形式的多样性等。     

秦汉时期民众的法律意识

秦汉时代,民众对法律知识有着广泛的了解,已经形成了尊重法律、敬畏法律的意识,即便是在复仇风俗的影响下,不少人出于"私义"走上复仇之路,但是在完成复仇行为之后,许多复仇者主动选择就"公法",向官府投案自首,接受国家刑律的制裁;民众熟知许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规定,普遍懂得利用法律手段、诉诸官府来解决纠纷,维护自身利益;与此同时,民众也有较强的法律参与意识,他们通过对执法官吏的毁誉评价、对重大案件的关注论议、集体或个人诣阙告诉、为人"讼冤"等各种途径表达自身对法律的诉求和执法官吏的期待。     

秦汉法律的性别特征

秦汉法律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性别性。这从秦汉时代法律的刑名、施刑、减刑、量刑及法律的断案精神等方面即可体现出来。其性别性不仅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男性利益的维护,而且表现为某些情况下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其对男性利益的维护不外是男权社会对男性权利尊重的反映;而对女性的体恤与宽容,一方面是受到先秦时代法律性别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与秦汉法律本身具有体恤弱势群体的精神有关,也与秦汉社会对女子生育功能的重视有一定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