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民初科学小说新词语看"现代性"新词语的来源和发展——兼论"标志性子词语场"理论和"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

“新词语”在词汇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新词语实际指新义位。为新概念造词是新词,旧词产生新义位也是新词。旧义位的新用法有的能产生新词,有的不能。新词语是一个时期所特有的,是一个共时概念。一个时期的新词语系统是标志性子词语场,是与上一时期区别的标志,是划分词汇史的标准。而“基本词汇”由于它的稳固性、普遍性、能产性,它是词语最底层不易变化的成分,因而不宜于作划分词汇史时代的标准。现代汉语中反映新文化、新科学技术、新社会、新经济、新生活的词语系统产生于明末清初,所以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起点在明末清初。     

新时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四史”教育路径研究

<正>“四史”教育指的是我党为人民群众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实践史,它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总和。为了更好地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职院校应当不断更新自身的教育观念,对教育教学的方法、手段进行优化,努力构建高质量课堂,在帮助学生积累丰富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得良好的“四史”教育,成为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社会新青年。     

在传统与革新之间：麦克法兰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鉴于辉格史学传统在中世纪英格兰政治史研究中的进步史观缺陷,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群体人物学等理路的借鉴,麦克法兰重构了“变态封建主义”概念,借此系统分析了中世纪的英格兰贵族阶层、社会政治秩序。这促成了西方学界对传统宪政史学的摒弃,以及对这种新范式的接受,进而对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表现在十五世纪的英格兰和地方乡绅阶层得到应有重视。但麦氏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诸如“对思想原则的忽视”“严重的史学碎片化倾向”“以国王为中心的史学观”等缺陷,并为后世学者所延续。随着史学理路的革新,卡彭特倡导的新宪政史应运而生。它要求重新审视中央机构的作用,同时从梅特兰的法律史传统中汲取营养。不过,新宪政史也是麦氏影响力的进一步彰显。     

要重视近代农民问题的研究——对开拓与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之管见

近几年来,一度成为热点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受到社会的冷落,陷入了窘境,出现了危机,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天国史没有什么好研究了”。这就涉及到如何开拓与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问题,笔者拟以略述窥管之见,以求教于同行。     

作为一种俄国现象的社会假斯文(下)

在这种情况下,“新阶级”不可能不形成特殊性质的道德,以社会假斯文为公分母的道德。 问题不在于“新阶级”出身的个别企业家、官吏或文化活动家品行端正的程度如何,再说它也不代表特殊的社会利益,而在于——开始整个“新阶级”就对社会处于尴尬的地位,因为它对经济的关系是虚伪的。俄国社会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一种印象:“新阶级”代表人物唯一关心的是证明蒲鲁东     

太平天国社会经济史辨正

“照旧交粮纳税”、“着佃交粮”和田凭,是太平天国史中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颁发田凭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中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其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     

费孝通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争探微——兼论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围绕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费孝通先后提出过两次质疑。第一次质疑是学界所熟知的1939年的争论。这次争论的分歧主要在“民族”的界定标准上：顾颉刚以中华民族为参照对象,更看重主观上的认同意识;费孝通并没有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而是立足于西方社会人类学知识,强调不同群体在文化、语言、体质方面的差异性。后来,当费孝通正面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则接受了顾颉刚的基本观点。第二次质疑是1993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与“古史辨”在思路上存在没有解开的矛盾。这次质疑的关键在于费孝通认定顾颉刚“没有重视一切思想在当时必然有它发生的历史背景”,但事实上,立足于“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这一观念分析中国古史的“层累造成”,正是顾颉刚考辨古史的特点。所以,第二次质疑更多属于费孝通对顾颉刚古史观念的误解。“古史辨”破坏的是有关中华民族的传统或前现代叙事,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则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中华民族现代叙事的起点,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解不开的矛盾。     

“相识”未必能“相知”——“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关系辨

“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当代理论界和批评界一直存在分歧。中国本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与文学的双向影响以及文学自身的经验积淀和革新要求为“新历史小说”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是其生长之根,它有中国本土小说发展流变的特色。而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文化诗学”,从它自身的理论建树以及在中国被引进、介绍的情况看,“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与方法论建构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领域,对于这一研究对象的历史形态、内涵特点、社会文化价值等做理论概括和深入阐释,必须确立适用于它的基本理论范畴,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应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紧密结合,在“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中确立基本的理论范畴,譬如在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流变史的基础上,确立其基本性质,阐释其社会、文化、审美内涵,研究其社会文化功能等.在研究中要注意将“还原”与“阐释”相结合,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参今鉴古、多重证据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在现代化史脉络中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新命题。这一命题,既是中国现代化自晚明开启其进程以来的、一个中国现代化当下模式的概括,也是世界现代化史持续五百年发展的一个中国果实。只有在现代化史的脉络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锁钥。现代化史展现出高度关联的社会环节,构成了现代化史的复杂性与中心性线索：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大历史线索中,才能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小历史;只有在现代化的世界史这个国别结构图中,才能辨认“中国式现代化”的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一个合成结构。但世界现代化史并不将“中国式现代化”标示为绝对例外的历史产物,它约束并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性：现代化是上位特征,中国式是下位特征,现代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规定了国家方向与发展状态。     

太平天国社会经济史辨正

“照旧交粮纳税”、“着佃交粮”和田凭，是太平天国史中具有特色的社会经济政策。“照旧交粮纳税”政策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西征的展开和统治方式的转变，很自然采取的社会经济政策。后期苏福省、浙江省当局普遍实行的是“着佃交粮”与“招业收租”并举的政策。“着佃交粮”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的现状，也没有减轻佃农的社会负担，因此不具有任何社会经济变革意义。颁发田凭是太平天国农村政治中最高水平的社会经济政策，其政治意义大于法律意义，不能作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发挥革命性作用，因为它仅仅是对现有土地关系的确认。     

20世纪《红楼梦》主题研究综述

《红楼梦》的主题是20世纪的红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索隐派提出“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新红学派提出“自叙传说”到1949年后又提出“爱情主题说”、“政治历史主题说”、“家族衰亡史说”、“反封建主义说”、“歌颂女儿才华说”等,共有30多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对《红楼梦》的主题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谈关于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问题

世界中世纪史该从何时作为起点,中外史学界众说纷纭,至今没有统一意见。笔者就此谈一点粗浅看法。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立标志着世界中世纪史的开端为搞清世界中世纪史的起点问题,首先要明确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对象。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第三种社会经济     

“满鲜互换主义”探析

所谓“满鲜互换主义”,又称“满韩交换政策”,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政府的一项对外政策,即主张俄国承认日本占有朝鲜,同时日本承认俄国占有满州(即中国东北,为方便起见,以下均称满州),以此实现“满鲜互换”,日俄两国各有所得,建立起日俄双方在东北亚的暂时势力均衡。尽管这一政策最后没有实现,但它的提出和破产都对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及日、俄、中、朝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国际关系史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研究中,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关满鲜互换问题的专论,甚至有人对这一问题存在某种误解。因此,探讨和分析满鲜互换主义是必要的。     

文化和社会的辩证统一

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属于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哲学问题之一。这个问題对任何哲学和历史理论来说都是关系重大的,而它的解决,则与人们赋予“社会”、“文化”、“人”、“活动”等概念以何种内涵有关。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     

“工荒”:高离职率与无声的抗争 ———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阶级意识的考察

农民工是当前我国的新工人阶级,工荒问题自2004年春爆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招工难,而且留住工人也难,导致“工荒”现象越演越烈。在“工荒”的大背景下,农民工主要通过自主流动来实现经济待遇的提高。所谓“刘易斯拐点”并非是自发实现的,而是我国新工人阶级抗争的结果,它反映了我国新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几个问题

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其制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产生了重大积极的影响,在国际共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现行的共运史教材在介绍这次大会时,却认为大会“有错误”、“有许多不妥之处”。归纳起来,主要是:第一,没有强调共产党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第二,在纠正过去把社会民主党视为“社会法西斯党”的偏差时,又产生了对它评     

序言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史学已发生了两次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史学界在保守思潮影响下,对“进步学派”的史学观进行了攻击,结果产生了新保守派、新自由派占统治地位的“一致论”史学,其特征是围绕美国史的连续性和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展开广泛的综合。第二次变化发生在60年代中期。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等民主运动洪流的冲击下,“一致论”史学宣告破产,激进派史学家异常活跃,“由下而上”的历史学应运而生。与此同时,在相邻的社会科学、计算机技术以及国外史学界的影响下,以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为主体的“社会科学派”成长起来。至此,“一致论”史学让位于“多元论”史学,后者的特征是反对综合,强调专业化和各自为政。但近年来,“多元论”史学已引起许多不满,要求恢复综合的叙事史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预示着美国史学面临着新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团体之一,它的机关刊物《美国历史杂志》堪称美国史学的晴雨表。这家杂志最近进行了改组,并革新了版面。它抓住美国史学的最新趋势,于1986年登载了本德的《整体与局部:美国史需要综合》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去年,它又开辟了“论坛”专栏,试图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通过下面的一组文章,我们可以大致看出美国史学的现状和动向,也可以看出美国史学家在历史综合的目的、意义、方法、内容、前景等问题上的分歧。无庸置疑,这些争论既反映了美国史学家自我批评意识和历史科学意识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史学的弱点和困境。     

社会主义商品制度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四人帮”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肆意诋毁社会主义商品制度,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他们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它“既保护老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资产阶级”。这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     

忠恕精神与公关思想

一公关与人和公共关系作为一门新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出没于国际舞台的，但在今天，它已成为“红角”，普遍受到青睐。孔子忠恕之道，产生于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忠恕精神与公关思想，何以有其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原因在于，自有人类社会，便有公共关系，也就一定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在研究公关这个与“人”同生共长的社会问题，只是没有把它挑明为专门之“学”而已。即是说，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固然是近现代之事，但它作为一种思想，则早已有之。什么是公共关系学，当代人们还在不断地给它下着定义，简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