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元戏曲的演述时空

演述时空是戏曲剧场存在的基本形式。宋元戏曲的"演述时空"是演述者与观众在剧情内外展开交流互动的场域,主要包含剧场的现实生活域、审美游戏域、剧情虚构域和跨域四种基本形式。戏曲演述者身份的转换即意味着剧场主体间交流语境的转换,而剧场主体间交流语境的转换亦即意味着剧场演述时空的转换。宋元戏曲的演述时空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演述时空与演员、行当、剧中人和观众之间的交流语境同在;二是演述时空随着剧场交流语境的潜换而变换,随着剧场交流语境的消失而消逝。     

论元杂剧与诸杂伎艺的合离关系

元杂剧是在金季元初以金院本杂剧为母体,综合吸收诸杂伎艺而成的一种新的舞台艺术形式,当其成熟的艺术形态确立之后,包括院本在内的诸杂伎艺仍在传播流行,与其保持着独立、分离的并存状态,也就是说元杂剧与诸杂伎艺存在着共时的合离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决定着元杂剧的演述方式,亦对杂剧艺人的艺术修养有重要影响。     

戏曲人物视界的穿越、隐身和演述方式--从薛仁贵故事的嬗变谈起

明代薛仁贵故事嬗变中出现的演述方式首先表现为“超视界演述”,即角色以念诵后代诗词的方式召唤观众返回现实生活,切勿沉迷戏曲,也体现了作家的演述“干预”。其次表现为以黄门官代表帝王的“隐身”现象,来自严酷的文化政策。艺人的传承使它们成为常见的戏曲演出模式。戏曲作家以“演述干预”、插科打诨和类比手法,既表达了对主角薛仁贵和他的对手摩利支的赞赏,也表现了对反面角色张士贵的嘲讽。     

试论元杂剧的演述形式

本文在王国维指出戏曲是 “代言体” 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元杂剧的演述形式。文章认为, 元杂剧大体上有六种主要的演述形式： 第一, 人物现身自述和一人主唱的形式; 第二, 借助曲白进行交流和交锋的 “对话”形式; 第三, “既做巫婆又做鬼” 的形式; 第四, “散点透视” 的演述形式; 第五, 在剧情内外游动的形式; 第六, 舞台内外互相呼应的形式。这六种演述形式是元人为了满足演述生命意识的需要和广大民众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而创造出来的。这六种演述形式的综合运用, 体现了元人关于戏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 把体验、表现和再现熔为一炉, 把观众与 “戏” 之间的审美距离调节在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状态, 把“戏”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调控到非实非虚、非有非无的境界。因而, 元杂剧是临界 “戏” 与 “非戏”之间的一种最 “自然” 的艺术形态     

花木兰舞台艺术的演变

花木兰舞台艺术的演变有其独特性。它是断续的,有较强的时代性。以花木兰为题材的剧作,在舞台上的演出经过一代代的传承,形成了不少精品。花木兰舞台艺术在演中变,不同时代、不同剧种、不同演出团体的演出呈现不同形态。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花木兰形象反复再现在舞台上,但对于话剧、戏曲等来说,花木兰是永远的且是不一样的花木兰的原因。     

新媒体语境下伊玛堪的演述与传播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跨媒体叙事和媒体互动成为人们进行文学、文化、信息传递的主要方式。新媒体的出现迅速吸引了大众的关注，从书面文本到电子文本直至口头表达，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场域。当赫哲族口头传统——伊玛堪遇到新媒体，其口头的、声音的传播优势以及面对面互动的特点，都在互联网空间找到了适应当下社会文化需要的演述场域。新媒体为伊玛堪演述提供了新空间，也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新的路径。     

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

口传史诗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亟待抢救与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史诗的活态传承、演述语境、演述习俗、口传传统等吸引众多史诗研究者走向田野,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史诗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亲身体验,参与观察,不能怕吃苦,下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与案头准备充分与否则决定着调查工作的成功与否,调查时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特别是追踪,事后还要撰写调查报告,提升理论.由于研究者的努力,史诗研究逐渐深入,史诗田野工作及学术研究也逐渐规范化,但史诗传承困境又为史诗田野工作及史诗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论中国语言文字教学读写结合之演进

肯定了读写结合是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教学中的精华 ,演述了读写结合从经验论 ,方法论 ,原则论 ,到规律论的漫长而艰辛的发展过程 ,这种演进完成了由简单的实践操作到理论规律总结的飞跃。     

许滌新同志应我蠶虢病肮赜谏缁嶂饕迨逼诘募父鼍霉媛晌侍狻

九月中旬,著名的經济学家許滌新同志应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經济学会的邀請,对本省的一些經济理論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几个經济規律問題”的学术講演。在講演中,許滌新同志就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作了精辟的論述,对本省的經济理論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很大的启发。     

老子“俭”德探微

在老子那里,“俭”与“啬”同义,均意指“不费”、“守约”.“俭”之为“德”,其旨归在于持守自然之道,因而被老子称为“三宝”之一.然而,历来有不少解老者出于功用的考虑而将其曲解为某种“术”,这种离体而言用的做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俭啬求隐忍,由此演述了一种“南面之术”,此术以韩非为代表;二是以俭啬来敛气,由此演述了一种“养生之术”,此术以河上公为代表.在老子阐释史上,尽管任何一种术化的理解都能从老子那里寻得片言只语以作论资,但那毕竟已非老子之学的本真面目.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元赋复古成因及其效应

元赋“复古”不仅是受到当时环境影响所导致的赋体发展自我选择,而且与古赋“颂赞”功用符合元代的时代要求相关。元代赋坛可以说是古赋一统,复古意识伴随其发展的始终。后人对元人的评论,其褒奖之处也多在能够一改时文之弊而追摹古风。元赋创作高举“复古”的大旗,使“赋”这种古老的文体在向其“母体”回归的过程中保存了本体的生命基因,并且取得了令后人羡慕的成绩。     

元代大都戏剧文化三题

元代大都的戏剧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本文力图从元杂剧以外的其他方面如院本诸戏、演出场所、宫廷演剧、艺人结社、剧本刊刻等进行一些综合探讨 ,从而在整体上了解和认识元代大都戏剧文化的面貌。     

对王实甫《西厢记》艺术体制的重新认识——兼论《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

天下夺魁的王实甫《西厢记》虽然名为杂剧,但几乎囊括元杂剧代表作品的《元曲选》及元明两代诸多杂剧选集皆不予收入,而明末毛晋编选的传奇选集《六十种曲》却收入此剧。这有必要重新认识《西厢记》的艺术体制。王实甫《西厢记》在创作时其体例当受到南戏(传奇)影响,在角色、人物演唱及结构等体例上,已呈现传奇化特征。但由于其仍用北曲演唱及具有题目正名,元人仍视其为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的编选体例自成一体,收录王氏《西厢记》,应不是作为元杂剧的代表,而视之为与传奇有深厚的血缘关系,是传奇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其编选体例自成一体。     

从屈原《九歌》看戏曲与仪式的关系

中国戏曲的起源有多种因素,通过对中国早期戏曲的梳理和研究,不难发现,戏曲的早期形态无不与仪式相关。屈原的《九歌》表现的就是楚地的祭祀仪式,其中的载歌载舞就是中国民间戏曲的萌芽。因此,研究楚国的巫傩文化特点与屈原《九歌》的构成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早期戏曲的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论声乐表演中歌词语言的艺术处理

歌唱是音乐和歌词语言文字的相互结合体,歌词语言在歌唱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歌唱语言的规范化和技能化在歌唱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演唱者的咬字吐字的艺术特定化处理和正确科学的发声以及流畅动听的音乐旋律曲调相结合,给听众塑造深刻的音乐形象。演唱者必须充分认识语言的规律和特征．掌握语言在歌唱时的特有规律,做到正确的咬字与吐字,充分发挥语言在艺术中的创造功能与作用,以便演唱时能更好、更完美地表达演唱作品的思想情感内涵。     

元代文人的心态写照——元散曲咏物诗之析

元散曲中之咏物诗,在元曲研究中尚属空白。元散曲咏物诗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即歌咏人生哲理与处世态度、百业世态与世风评贬、动植物具象、文化娱乐、女性体肤衣饰。它反映了元代文人的精神状态及理想取向的变化,彰显了元代文人自高自傲、自得自许的心态。     

宋代小唱摭谈

关于宋代小唱,以往的研究者有两种看法:一是小唱专指对宋代大曲的摘唱,是较为高雅的艺术形式;二是小唱主要是对宋词的演唱,在当时属于通俗歌曲的表演。而对宋代小唱演员的演唱记录及小唱的演唱特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小唱主要是对宋词的演唱。     

元杂剧与元代文人心态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民族歧视使汉族知识分子在元代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待遇,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儒士的心态极其沉重.元代文人心态也是近年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门,他们的心态在元杂剧中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