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

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自秦代修建今天广州城前身番禺城以来,广州城址2000多年来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实际上,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后,南越国的番禺城曾被毁弃,另于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改置番禺县城,一直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才迁回旧址,其间共计327年,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治中心是在今广州城南的新番禺县城,所谓广州城址2000多年不变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番禺城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

番禺城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李龙章魏晋以来方志杂记所载的“楚亭”、“南武城”传说纯属子虚，广州建城并无２８００多年那么久远的历史，这在学术界已有论定①。关于广州城的前身，目前普遍为学者们所接受的是番禺城的说法。然而番禺城究竟始建于何时？番禺一名源出何...     

经济发达地区城郊旅游发展研究——以广州为例

广州番禺、黄埔旅游发展实例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城郊旅游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旅游产业与地区经济之间的互动模式,其发展启动因素来自本地消费需求和城市拓展需要,旅游资源条件的重要性在这一过程中并不突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旅游开发的官方、民间双向主导的发展模式形成了有效的管理机制,强劲的地区经济实力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设施环境和大量的外地客流。     

广州人口与社区发展探析

广州人口与社区发展探析廖世添广州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正在蓬勃发展着的特大城市。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２１４年）任嚣建城起，已有２２１１年的历史。在这２２１１年中，广州人口和社区的发展，既有自身的特点，又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辱、国家的治乱、对外交往等等密...     

广佛应朝着连体城市发展

要把广佛这对“孖城”变成联体城市，或者说要把广州与佛山建成为组合式的城市，而不是组团式的城市。这样的连体城市，在国内外都有先例，     

中国的古都与大古都

中国是世界上古都最多的国家 ,虽然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 ,但其总数在 2 0 0处左右应该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不管这些古都是否沦为废墟 ,还是发展成为现代城市 ,都应该算作古都。对这些古都冠以大古都的称号 ,已有四大古都、五大古都、六大古都和七大古都之说。从诸多条件衡量 ,六大古都说比较合乎实际 ,七大古都说中的安阳则缺少作为古都的条件 ,更谈不上是什么大古都了     

抓住主要矛盾，推动城市年鉴创新发展—兼述《广州年鉴》20年的实践与探索

广州年鉴社社长谭惠全《抓住主要矛盾,推动城市年鉴创新发展——兼述<广州年鉴>20年的实践与探索》一文紧密结合《广州年鉴》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城市年鉴的发展条件与创新优势、影响城市年鉴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努力拓展年鉴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晋阳的立都背景及其在赵国都城变迁中之地位

通过对古都晋阳立都背景的论述,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阐明了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对于晋阳古都景观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古都城建设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发展经济的关系.同时,通过研究晋阳古都的兴衰,认识到都城与国家的盛衰兴废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对南诏大理国都的几点考释

作者对南诏大理国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深入探讨。通过比较、考辨和分析,认为大理古都的地域概念应指今天上关和下关两关之间的地带,其间有太和城、大厘城和阳苴咩城;认为大理作为古都的起止年限应当是公元739～1274年,共计515年。认为羊苴哶城根本没有建造南城墙,而是沿用原太和城北城墙;提出郭松年所记"方围四五里"的紫城应当是指羊苴哶城的宫城范围而不是羊苴哶城外城的范围等等。     

试论广州城市的形成

广州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2000多年历久不衰。目前又是我国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在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广州城市的形成,可以为广州市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提供历史依据,也有助于认识岭南地区古代城市形成的模式和演变规律,以及岭南地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与特点。关于广州城市的形成问题,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广州作为一个聚落(村或城)出现于何时?广州作为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何时形成?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南宋古都民俗的开发与杭州休闲之都的打造

南宋建都杭州近150年,大量中原人口南迁,各地民俗融入当地传统,形成了极其丰富多彩且有水乡特色的民俗文化。这是杭州建设现代休闲之都、开发休闲旅游的可贵资源。孩儿巷留有许多南宋节日风俗遗存,还因经销七月七日乞巧节(今称“中国情人节”)的礼品泥孩儿而得名。其东端为“北瓦”,拥有13座勾栏(剧场),是南宋京城最大的群众娱乐场,也是中国戏剧小说的摇篮。如名著《水浒传》就是源出当时“街谈巷语”的《宋江故事》。孩儿巷应该开发成为以故都民俗为特色的城区休闲街,使人在欣赏了西湖美景之后,又在近旁领略到南宋故都文化风物,杭州将全面展示出文化风景名城的旅游魅力。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在制度的利益分析框架之下的探讨

与秦始皇一样,汉初的皇帝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他们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巧妙。汉承秦制,刘氏家族重新确立被放弃的皇帝制度,从制度上保证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同时,巧妙运用其他的社会制度,巩固其既得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追求最安心、最长久的利益享受。从这个角度看,汉初的皇帝追求个人利益的策略要比秦始皇略高一筹。     

元上都--拥抱着巨大文明的废墟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杨孚其人其事及其诗文

杨孚是东汉末年番禺人士 ,为岭南史上一位清正高官和最古学人 ;广州河南之得名自他开始     

《易林》反战思想的历史渊源及当代价值

《易林》本为占筮之作,但在诗歌不甚发达之西汉却极具诗歌色彩和文学价值。《易林》中有众多林辞涉及到战争,淋漓尽致地流露出焦延寿的反战思想。这种反战思想源于焦延寿对西汉中前期战争灾难的深切体悟和对先秦诸子反战传统的赓续发扬,同时,也离不开其对时代思潮的吸纳和传承。《易林》反战思想在渴望和平的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

在汉代,所谓的民族"和亲",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彼此商定,捐弃仇怨,消弭战争,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而并非什么民族"和亲",因为汉代史籍中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然而,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叠为一体,于是,王昭君出嫁就被唐代的学者引申联想为是一次民族"和亲",从而世代流传,延续至今,遂成定论.事实上,"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论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共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不但促进了汉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且与其很多内容和艺术特质的形成都有密切关系;从历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的一些阶段性变化与其对文学影响力强弱的变化引起了汉代文学的某些相应的发展变化;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看,汉代不同地域风俗文化的不同特点使得本时期文学作品在内容、语言、艺术成就及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地域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