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书院与东林讲会探析

明末东林书院因与政治的牵连而闻名,故以往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加以研究,较少立足于书院本身,关注其兴衰轨迹。若以东林讲会为线索纵向分析书院的发展趋势,比较书院外部形势的变化和书院因之做出的反应,将发现政治性的“东林”概念与东林书院相互关联却又日渐分离,与此同时,特别是在书院发展进退维谷之际,东林讲会更趋学术化,这两种趋势有其特定的内涵。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

东林书院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 ,更不是一个政党 ,所谓“东林党”乃是政敌把它诬为“朋党”之后的一种称呼 ,东林人士并不自诬为“党”。东林书院是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创办的一个讲学场所 ,意在继承宋儒杨时的学脉 ,弘扬程朱理学 ,纠正王学弊端 ,尊经复古 ,重整道德。东林书院严禁议论政治 ,讲学诸君子严格恪守这一院规 ,前人所谓“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云云 ,是不实之词。     

当代高等教育应该培育学术流派

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私学和书院以及欧美中古或近代的学院（cotlege）。不论是中国的书院，还是欧美的学院，其特色和生命力往往与它们培育的学术流派相关联。没有白鹿洞书院、东林书院、证人书院、金华书院、文正书院、粤秀书院、钟山书院，就没有紫阳（朱熹）学派、浙东学派、浙西学派、乾嘉学派、桐城学派；     

东林、复社“朋党”观念论说

明末党争激烈,东林、复社深陷其中,时人目之以朋党.东林党人在欧阳修等前人朋党论的基础上展开议论,阐述了朋党存在的合理性,并从道德层面辨析了君子、小人结党的不同基础与本质差异.而“小东林”复社诸生则在较前辈东林党人更深刻和细致地探讨了朋党问题,并对明亡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总结.其中侯方域将造成党争的原因归结为君主政治,并将兴国的希望寄托在在野生员身上;夏允彝则对东林、复社的党派之争和门户意识提出批评,认为东林、复社与阉党一样都该对明王朝的灭亡承担责任,并提出调停之议;黄宗羲则坚持君子、小人泾渭分明,不具备调停的可能性.     

浅谈清代兰州的书院

书院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别具一格的学校。它多半由私人或地方自筹经费,以德高望重的学者为“山长”、“洞主”,自定学规,在教学上注重自学,注重“穷理”,以学“为人”为主旨,讲求修身、处事、接物。书院也是当时著名学者会萃之地。一些著名学者,曾以书院为收藏图书,著书立说,聚徒讲学,宣传学术主张之所。如果主持书院的学者属于某一学派,这个书院也常成为这学派的活动基地。有的书院也议论朝政。它在我国学术     

论明末实学思想对理学家文学活动的影响——以东林学派陈龙正为例

东林学派学者陈龙正在明末实学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思想具有鲜明的实学特点,并对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均产生了深刻影响。陈龙正重视文学的实用价值,要求提高文学的地位,以便更好地发挥文学在学术、政治和个人修养方面的现实作用。在实用原则的指导下,他通过删改等手段编纂了一系列“益世”文集。陈龙正还为“淡”赋予了超脱于审美之外的本体属性和实用价值,并主张诗歌的最大功用在于通过去除“嗜欲”的方式推动士人对“淡”的接受,以此实现学者的学术精进与社会的有效治理。     

文学“革命”经学与中国现代学术分科的形成

中国学术的现代分科大体形成于戊戌至五四之际。其确立的核心在于“经学”被现代学术各科分解,并且作为传统学术之统领的思想祛魅。具体涉及制度、学术、思想三个层面。各分科在经学瓦解中逐渐生成,并在思想层面摆脱中国学术之“以经为纲”这一最为“传统”的特征,是其得以“现代”的前提与标志。该任务的最终完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文学革命以“文学”为手段对经学遗留进行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广泛生产针对“政教”和“人生”等领域的思想内容,试图接替经学在传统社会的思想指导地位。尽管这一接替并未真正完成,但在现代学术分科意义上,文学革命仍促成了文学的独立,即建立了不同于传统文学之经学附庸状态的、具有独立思想内核的现代体系;同时也完成了传统学术之“以经为纲”的思想祛魅,为各科的现代独立与生成奠定了基础。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试论明代中期士人的标榜习气及其影响——对儒林与文苑的双向考察

无论从儒林还是文苑来看 ,热衷“标榜”都是明代中期士人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特征 ,这充分体现在他们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建立门派 ,对于一己之名声和学说大力传播等方面 ,其标志便是心学的风靡、书院讲学活动的勃兴和文学社团的繁盛。在充分认识“标榜”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同时 ,还应该看到它在明代学术风气转换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补正——兼与魏中林、郑雷诸先生商榷

崇祯五、六年间,六皖文士在安庆创立中江社。中江社与复社同时并起,又缘阮大铖参与其事,遂引起现代学者浓厚的兴趣。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认为中江社为阮大铖与东林党、复社暗争的政治之具,郭绍虞等人接受其说,今人或谓中江社更倾向于文学创作,其说皆不免有误。中江社只是明末的一个普通文社,既非海门大社的延续,亦非政治性结社,其旨在会文,以备科举之需,兼为诗酒之会。阮大铖在中江社创立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参与社盟,大抵是尚标榜,好名利,以风雅自许。论者不当斥中江社为与复社为敌的小人集团,亦不必视其为文学社团,从而夸大它的文学功能。     

明清之际进步思潮中别具一格的重要思想家——李二曲

李顒,字中孚,时人尊称为二曲先生。1627年(明天启七年)生于陕西省周至县,1705年(清康熙四十四年)农历四月十五日老死于原籍土室之中。他中年以后,曾东游东辅、南游湖襄、直下江苏,主讲于关中书院,广泛地进行讲学结友活动,与亡明遗老名士公开倡言“会讲切磋,复兴东林遗绪”,振兴廉耻节操,唤醒忠君爱国之心。四十七岁以后,两次坚辞清政府的“山林隐逸”、“海内真儒”之征;七十七岁时,又以垂暮之年,坚决拒绝康熙西巡陕西时的亲自诏见,被顾炎武誉为“吾道所倚为长城,同人所望为北斗”,“立节冠清流。……独行长千     

学者的使命(4篇)

２００１年夏天到无锡讲学，顺便到东林书院看了看。东林党人的故事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模糊不清，但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却依然醒目。将“读书声”和“天下事”直接对应，似乎是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中国儒士的传统。这包含两层意思：既要成贤成圣，又要经世济民；既要体悟天道，又要身体力行。在学问已有分工、知识已被技术化、学术与政治分野清晰、知识阶层有自己单独的荣誉的今天，这种传统还有意义吗？当初孟子的学生质疑为什么儒者一不做工二不务农却能有碗饭吃时，孟子回答说是因为行仁义之道有功…     

杨绳武《文章鼻祖》与早期钟山书院的文学教育

《文章鼻祖》作为钟山书院教材,是乾隆书院理念、早期钟山书院教育思想与杨绳武学术思想共同作用的产物。杨绳武选文经传、史汉、诗赋并重,所选皆为“文字之祖”,特别推尊《尚书·尧典》作为万事万物之祖的至高地位,建构了《尧典》与经传、史书、文章的渊源脉络。在具体阐释上,杨绳武采用以文说经的方法,抉发经传、史书的文学特征与价值,与乾隆以后经史研究方法异趋,体现出以文学为本位的教育理念,有为科举写作服务的现实意图。     

关于鹅湖之会与鹅湖书院

文对鹅湖之会的时间、地点、与会人员以及鹅湖书院的发展变迁作了较详细的考证 ,并指出 ,朱熹、陆九渊等人参加的第一次鹅湖之会是不同观点、方法的辩论 ,曾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 ;陈亮与辛弃疾在鹅湖的会见 ,应是第二次鹅湖之会 ,这次会晤虽不以争议著称 ,但从文学、思想与教育史看 ,应该是一个重要事件 ;现在海内外学者又将举行第三次“鹅湖之会” ,我们应继承和发扬鹅湖之会各抒己见 ,追求真理的传统 ,促进理学、书院、讲会、会讲的研究 ,推动学术文化的进一步繁荣     

让德行回归学术

讨论中国传统学术与当代学术的关系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大体梳理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据相关学者考证,先秦时期除了作为最早学术分类的“六艺”外,还存在着“孔门四科”这样的分科性学术门类。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是孔子教授门徒的四种学术科目。钱穆说：“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到明清时代,开始由考试科目或书院讲授科目．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演化,形成了所谓“儒学四门”——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经世之学。曾国藩明确将“孔门四科”与“儒学四门”联系起来,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辞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以上考证参见左玉河《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清之际松江幾社的文学命运与文学史意义

在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视野中,晚明复社一直是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并将与之同时诞生的许多其他文学社团湮没了。事实上,明清之际与复社大致同时的松江幾社,无论其成立及活动时间、成员构成、文学思想还是文学创作、文学史地位等诸方面均独立于复社之外,它以迥异于复社的存在方式、生存特征、学术背景和文学史影响,体现出晚明文人社团丰富的精神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松江幾社不仅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人团体,而且是较复社具有更长久的生命活力和进取精神的文学社团。     

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宋代书院重视科举文学教育。以家族书院为代表的私立书院以科举文学教育为旨归,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讲学式书院以传道为己任,然不排斥科举。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学规、语录讲义及教材等方面具有鲜明体现,对文学和书院的发展各有利弊。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