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供给:西藏农牧民增收的社区环境改善

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是改善农村社区环境,实现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条件。“九五”以来,西藏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从而形成改善农牧业发展环境、提高积累、加快农牧业市场化的合力,对提高农牧民收入具有明显的作用。在今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应继续保持较高的收入水平,以从根本上缓解西藏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状况,实现农牧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公共品供给中的外部资源输入与农民合作——J村灌溉用水变迁的个案分析

以河北省J村灌溉用水中的农民合作过程为个案,说明在村庄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外部资源的输入会降低村庄公共品供给中农民合作的成本收益率,是农民合作的诱导条件;而农民能够有效参与,并且农民个体的决策和行动与合作收益紧密相关,会使农民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自愿合作。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这种以村庄内源合作为基础、外部资源输入为诱导的"互动模式"促成的农民合作,是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方式。     

民族村寨的灾后重建与韧性治理研究——以广西桂林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竹壮寨为例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村寨在灾害应对过程中的脆弱性和韧性并存。龙胜县金竹壮寨在火灾后的重建中注重整合传统与现代治理资源,打造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模式,营造灾后韧性社区和韧性社会关系;尤其注重发挥传统自组织寨委制的内源治理作用,提升灾后重建效率和内生抗风险能力。内外结合的韧性治理机制是当下民族地区乡村有效应对风险灾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益尝试,也是乡村振兴中内生动力与外在驱力共生发展的创新路径。     

"后小康时代"赫哲族乡村振兴对策研究

乡村振兴是实现赫哲地区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也是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的现实需求.尽管新形势下赫哲族在农业农村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仍存在乡村基础设施供给短缺、乡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等突出问题.本文分析了赫哲族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结合发展实际,探究了乡村振兴今后的发展对策.     

“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及实证研究

在乡村振兴和人口老龄化双重背景下,离退休干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银龄行动”,成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的新生力量和有益补充。本文从历史、理论和实践维度,探索离退休干部特有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专业优势和威望优势等资源禀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特殊困难的契合点,厘清“银龄行动”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生成逻辑;运用内容分析法,以离退休干部在四川民族地区助推乡村振兴的37份文本资料开展编码分类和统计分析,深入剖析其参与动机、资源禀赋、参与行为、制度结构环境支助等主范畴的内涵、特点及互动机制。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认可老同志价值、探索长效科学机制、完善配套措施和激励手段、激发本土老年群众内生发展动能的对策建议。     

契约文书——清代闽东乡村社会秩序构建之习惯法

2014年以来,学者在闽东发现大量清代乾隆年间以后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成为规范乡村社会婚姻行为、道德行为的准则,也成为当地宗族立嗣承祧、平息民间争讼、维系正常社会秩序的重要私法,并演变成为乡村社会人们遵循的习惯法。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乡村空间的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村落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拓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出现了村落萎缩、组织体系崩溃、价值体系扭曲、内生动力与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脱贫攻坚具有的乡村空间内涵以及与乡村空间的潜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空间研究视角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改善和提升脱贫攻坚效能。以提升内生动力为中心和多层协同自主治理是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空间关系优化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基于乡村空间整体的综合考虑与整合推进,建立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内公共机构等参与的乡村振兴学习共同体,促进乡村空间多功能协同转型,显示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之全新的空间维度。     

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研究——基于广西DHYZ自治县QBN乡的个案分析和现实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新一轮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贫困人口收入低,易地移民搬迁任务重,贫困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同时还面临着贫困人口指标层层分解与贫困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资金投入刚性需求与扶贫资金投入供给能力不足、产业扶贫项目脱贫效应的时滞性与年度脱贫目标要求短期性、贫困农村“空心化”与脱贫任务艰巨性等突出矛盾.为此,要抓紧完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机制,建立以目标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建设资金投入机制,改革精准脱贫成效的考核办法,切实加强贫困村扶贫治理能力建设,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艺术设计介入晋南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的探索和实践

艺术设计介入晋南黄河流域乡村可以触发乡村系统的内生动力,持续发挥乡村系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本文系统分析了艺术设计介入晋南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的要素,深刻阐述了艺术设计介入晋南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的意义,在对艺术设计介入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艺术设计介入晋南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的有效策略.     

双向互动格局下宁夏移民区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生成路径转型研究

经过40年的发展，宁夏移民区已初步建立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这是构建型和内生型民族互嵌路径双向互动的结果。研究发现，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深融联动作用下，构建型与内生型民族互嵌路径在双向互动格局中发生了“主次易位”，实现了由“构建为主、内生为辅”到“内生为主、构建为辅”的转型。民族互嵌在空间、经济、社会等显性领域实现了由被动依赖到主动联结、由官方推动到民间自发、由物质利益关联到心理情感相通的转变与提升，国家在场是推动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起点，形成了国家力量推动移民跨民族社会关系网络构建、生计资本积累和共同意识凝聚，帮助各族移民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挖掘共同利益与共享价值，激活移民内生力量“向下要力”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立路向。扶贫工作队嵌入和国家文化行政力的介入提升了各族移民主动互嵌的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民族互嵌的内生力量不断积累迸发出强大的活力和持久力。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契合、互促、共生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是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项基础性工程。以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在“理论—历史—现实”三条线索的契合逻辑困惑为切入点,试图从学理层面、实践层面阐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全方位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多维联系及其在现实交织中互促互进的多重演绎。由此预见,二者的共生价值不仅能够体现在缓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地区的呈现态势,也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     

黔东南民族民间契约文化形态及社会作用

在自成体系的民族民间文化里面,一般包含着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规则,成为该族群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文化,这就是民间契约。黔东南拥有丰富的民间契约文化现象,构筑了深厚的契约精神土壤。     

从脱贫到振兴：民族地区人口内生动力的理论缺口与研究

个体内生动力归根到底是人格动力的议题。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接续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使民族地区人口自身具备持续向上提升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需要和认知两个视角来厘清西方的动机理论,发现其深具西欧与北美白人社会的文化价值与色彩,这些理论与中华民族地区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接口悖论”。故而民族地区扶贫与振兴语境下的“内生动力”,有别于西方心理学语境中自我决定理论所指的“内在动机”,它是一个中国化的心理学概念。从科学哲学的视角来看,若要为民族地区脱贫与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心理学理论,采用行动研究来构建民族性或地方性知识不失为一条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路径。     

西藏农村公共产品特殊性研究

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够产生一定效用,但就不同区域而言,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经济能力、个体素质等不尽相同,不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类型和程度存在差别,而且效用程度也存在差异性。西藏农村的特殊性使得公共产品的一些属性发生变化,更具有复杂性和动态不确定性,某些私人产品转化为准公共产品,某些准公共产品转化为纯公共产品。因此,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注意完善西藏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适应西藏农牧区特殊性情况,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结构;衔接农牧民实际需求,构建合理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发挥非正式组织作用,实现西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     

长江中游原生国家文明成长的动力机制初探

生产的内在需要导致社会分工和协作规模的不断扩大,这是推动社会复杂化并最终导致国家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所在。在旧大陆各原生国家文明成长的过程中,谷物成为主食及集约化生产而内生的水利合作需求,共同成为推动社会协作网络超出聚落的初始诱因。环境限制只是加速国家化的催化剂而不是根本原因。从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国家文明的例子来看,军权并非国家化过程中必有之现象,伴随社会整合而形成的祀权、罚权是获得社会权威的重要途径;而经济分工与协作,一直是推动长江中游社会融合及一体化的原初动力。长江中游曾长期存在过的神圣十日同盟国家,则是大规模经济社会协作在政治上的反映。     

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契约的纠纷解决机制

清代,在边远的黔东南锦屏苗族、侗族地区,发育出了发达的人工林业,所产木材畅销长江中 下游各省。苗族人工林业中的财产关系主要依靠林业契约进行调整,而林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良好 地发生作用,并不在于有国家法的保障,而在于林区苗民形成了一套本地的契约纠纷解决机制,寨 老等民间头人在契约纠纷解决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苗族习惯法则是契约效力的后盾。     

黔东南民族民间契约文化形态及社会作用

在自成体系的民族民间文化里面,一般包含着维持社会和谐发展的普遍规则,成为该族群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文化,这就是民间契约.黔东南拥有丰富的民间契约文化现象,构筑了深厚的契约精神土壤.     

从狂欢到日常:牛哥戏与乡村文化生活的变革

与当前普遍的乡村戏剧衰落的格式化叙述截然不同的是,牛哥戏在桂东南乡村的演出场景热闹红火.作为当地一种传统文化娱乐方式,牛哥戏一方面通过演出构建村落的公共文化空间,并帮助乡村社区形成新的孝道象征符号.另一方面介入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看牛哥戏已经成为当地乡民喜好的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由于契合了当下乡村文化生活由公共性、狂欢性转向私人化、日常化的趋势,乡村戏剧的持续繁荣成为乡村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文化建设的内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