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构成要素

本文提出构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要素有四个方面：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的根基要素;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础的“多彩一体”的中华文化的血脉要素;以民族平等团结为纽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期养成的情感要素;以各族人民幸福生活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要素。这四大要素分属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关系认同和经济生活认同等四个层次,是一个系统内互为关联的四个方面。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泰国赫蒙人的社会性别关系

2004年元月至九月,笔者赴泰国北部地区从事关于泰国赫蒙人(Hmong)人的调查研究工作。该研究得到了亚洲奖学金基金会管理的“亚洲人研究亚洲”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本案研究以赫蒙人的传统婚姻制度和生育文化实践为切入点,来分析赫蒙人社会中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角色,并探讨社会经济的变迁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对其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一、赫蒙人的人口分布泰国共有30多个民族,其中泰人数量最多,大约有6200万人;其次是佬族人、马来族人和高棉族人。在泰国北部山区有9个山地民族。据2002年统计,这9个山地民族按人口从多到少依次排列为:克伦族人…     

应用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的领域一些社会人类学家寻求建立有关共同体健康的规则。有人提出,一个有关共同体健康的恰当的科学概念,可以表述为相互联系的因素之间的一种最适当的平衡。在这种意义上,整个进化着的人类被认为是处在相互联系之中,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中。这个共同体被看     

实事求是:文化人类学的追求--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十一

人类学首要的目标是反映社会事实,多做田野调查能使我们的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更贴近社会事实.以对中国南方的宗族组织为例,田野作业的成果显示,宗族组织的等级结构应该是家庭、家族、房支、宗族四个层次;宗族组织的功能首先是协作功能,其次才是政治功能;20世纪50年代以后,宗族组织实际上一直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它则从隐性转向显性.这样的表述可能会更接近社会事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研究

在民族乡村地区,农民合作社所潜在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是从组织行为层面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能进路。农民合作社的族际关系整合功能体现为生产互助功能、文化共生功能和信任增蓄功能三重面向。即通过以生产协同资源供给形塑经济共同体,以民族文化传承交融锻造精神共同体,以增进社会信任资本孕育社会共同体,从而促进民族乡村地区的族际经济关系整合、族际文化关系整合和族际社会关系整合。就路径选择而言,调适合作社利益关系、锚定合作社组织边界、厘正合作社管理运行可以使得合作社走出集体困境、防范功能异化,并提振其组织绩效,最终让“合作社整合效应”超越地方藩篱,发挥一定的催化作用,促进不同民族社员杂居的乡村区域共同体走向各民族互构共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族群边界互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稳定机制

多民族国家中,族群与族群之间不乏“边界”符号。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目前较少从族群边界理论的视角来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构建。通过引入族群边界的多级过程理论,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边界,强调族群间不存在永恒的边界,正视族群边界将更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边界划分为“外边界与内边界”,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外边界需要合理运用“制度环境、权力分配和政治网络”等因素,以期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外边界“制度、组织、文化和历史”的四重在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边界需要维持其“政治显著性、社会开放性、文化多元性和历史稳定性”,各民族采取多样的互动策略可加速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边界的相对流动。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外边界的特征及互动策略,形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机制,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目标。     

泰国苗族的习俗概述

苗族泰人叫为“苗”(Miao, Meau),在泰国由两个分支即白苗(Hmong Deau)和青苗(Mong Njua)。他们是苗族的两个支系,大多数仍继续住在中国。Hmong发音时鼻孔有轻微的退气声,青苗方言的m没有清化音。苗语属汉藏浯系的苗瑶语言。它有很多汉语云南话、老挝语和泰语的借词。很多苗族学会其他语言,如:汉语云南话、北部泰语、克钦语等。白苗和青苗的方言明显不同,尽管某些词语被认为他们能互相理解。他们的衣服样式相似被认为是相同的民族。     

浅析中国佛教文化的三元一体结构及其特征

关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结构,它是由佛教器物、佛教惯制与佛教理念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单元共同组成的三元一体结构.在此结构中,三个文化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是一种有机结合和彼此关联的统一关系.此外,佛教文化的三元一体结构在变迁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堕距"的显著特征.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阈下改土归流的历程、原因及作用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实施的改土归流,不仅彻底废除了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特权,将国家版图内的人事权、财政权、军事指挥权、行政管理权、文化教育权等悉数收归中央,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过渡的关键环节。明清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土司利益与王朝利益的矛盾、各地土司与辖区民众的矛盾,也有中央王朝通过改土归流以增加税收、朝廷命官与乡村民众要求改土归流等现实动因。改土归流实现了国家“大一统”的目标、凸显明清国家治理能力的进步、加快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速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四者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改土归流的实施,不仅是推动共同体由“自在”向“自觉”迈进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举措,而且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发生巨大变化。     

乡村文化振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需要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中统筹谋划。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国家重大战略,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乡村文化振兴要以增强“五个认同”为关键,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以深化“四个共同”教育为着力点,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目标,尽快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乡村文化振兴当中。通过各级乡村振兴规划的增补修订、乡村社区文化的重新营造和乡村文化教育内容的优化提升,切实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为抓手,促进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永恒的家与多变的家园

从汉人家族社会研究、家与日本社会结构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动、生态与多元文化等四个层面剖析家、家族与社会结构关系方面的文化认知及应用实践,并针对新出现的家庭现象提出看法.     

经济人类学的生态分析

作为人类社会基础性要素的经济,实质上是已被制度化了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它的中心问题在于每种生产方式都是和自然的一种交换.本文以生产物质基础与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的社会关联、生态系统的动态关联3个方面的分析.表明生物物理条件中的有限性、复杂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之间相互关联的因素,制约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指出生态分析最基本的内容和本质精神所蕴涵的一个更为深远的重要贡献在于:既然生态环境是人类共同体生存中不可扬弃的一个基本因素,那么,生态的多样性及其本质联系,也就使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多线性成为必然.     

“跨民族”宗族共同体研究——以偰氏、完颜氏和赵氏宗族为例

江苏、甘肃两省三县偰氏、完颜氏和赵氏三个宗族在历史和当下不断跨越他者边界,形成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时空的宗族共同体,宗族成员找到归属感,宗族内部具备关怀感,宗族组织具有使命感。在个人、家庭、家族、宗族社会结构序列中,宗族成为民间合法的最高层级组织。宗族共同体跨民族特性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在对"边界"的跨越和消解基础上建构一个更高层级的上位群体,从而由"我们"和"他们"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我们"之过程。这种不断拆除边界、吸收"他们"变为"我们"的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缩影,秉持了中国人一直以来的"混元""连续统"思维模式,传承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和讲究"天、地、人"融合的"传统主义",小到个人修身养性,中到宗族关系处理,大到国家的发展,都有着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我们"感的共同体思想基因,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着启示和助益。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逻辑理路、价值属性及路径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新时代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基于“大一统”的统一政治逻辑基础、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逻辑基础、共建共拓的共生空间逻辑基础,以及现代国家宪法法治逻辑基础,奠定了中华民族稳定的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及法治共同体,共同指向最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审视和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实体、认同意识和利益凝聚的意义属性和价值诠释,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法治保障为合法支撑、文化教育为涵化起点和社会治理为协调指引,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 ——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家族制度与西北穆斯林家族社会

论述了家族的概念及其特征、穆斯林家族社会组织的特点、穆斯林家族社会的信仰、穆斯林的习俗对家族的制度和维护,并就中国家族文化进行了讨论.     

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价值、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凝聚共识、团结奋进、共同繁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工程。民族地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可以确保其与全国“一条心”“一盘棋”“一个调”。目前,民族地区还存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建设等薄弱环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党的领导力、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地区必须围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统筹规划,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共同目标持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民族地区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依法治理民族事务,构建互嵌式的社会结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强化“四个共同”“五个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教育,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植根于民族地区各族人民心灵深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研究

民族文化多元是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典型特征,21世纪以来的人口流动,使得组织情境中面临着来自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挑战。然而,当前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各项民族工作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与同一性中发挥何种作用,学界研究成果甚少,相关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本文以分类-细化模型(CEM)为理论架构,基于信息决策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两个视角,运用中国本土证据,从组织层面验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中的作用。分析发现：(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民族文化多样性具有调节作用;(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通过促进多民族间的信息交互与共享及其更有效地融入组织集体观念中起作用的;(3)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中实现集体价值观的内在同一性,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提升组织绩效。     

协同理论视角下基层党组织抗“疫”实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新时代基层党组织是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载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基层党组织运用其广泛性、扎根性和整合性的优势,发挥协同作用,是疫情防控取得成效,提升中华民族内在凝聚力的"秘密武器"。抗"疫"实践深化了共同体意识,启示构建基层党组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长效协同机制,通过精神引领机制、关联反应机制和全面整合机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基础、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     

人类学视野下黔东南苗族丧葬习俗功能探析

苗族的丧葬仪式是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苗族的丧葬仪式,从中发现苗族丧葬仪式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传承功能是显著的,人们可以从中学习本民族历史、宗教、习俗、神话、生产等知识,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延续;其情感抚慰功能减少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缓解了人们悲伤、焦虑的心情;其社会整合功能加强了家族、宗族的凝聚力量,增强了以村落为地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新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