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社区治理创新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同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形成了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到社区治理一体贯通、一脉相承的治理体系,为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指明了方向。     

“结构—过程”视角下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

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复合治理是适应了中国国情和治理场景的治理理论。对社区复合治理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并从“结构-过程”的理论视角出发论述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居民群众等作为治理主体在社区治理中应有的角色定位,结合南京市社区治理实践,分析当前社区治理创新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制约,从价值引领、技术支撑以及行动复合三方面出发助力社区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和优化。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制度设置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层面加强法制建设,还需要基层社区不断健全"村规民约",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权力协调模式的现代化要求政府适度归还社区治理的权力,实现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赋权,改变社区治理中政府权力一家独大的现状;资源分配体系的现代化则要求社区在实现治理资源共享的同时,提高对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治理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社区居民。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成功地践行了这三个基本向度。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整体性社区构建

社区是国家权力末梢的管理(控制)领域,也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交接的场域。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借助国家权力的"在场",依靠国家及其执行机构资源和能力的同时,培育和发展社区多元主体合作治理,以破解碎片化社区的行政化、空心化和隔离化等困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历程,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提出整体性社区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我国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结构,构想社区的未来发展。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前哨"和基础.市域社会治理的范围既包括城市社区治理,也包括农村社区治理,不仅涵盖范围广、治理主体属性不同、治理体制机制差异大,而且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城中村"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联动发展的纽带,其社区治理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矛盾的破解、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的提升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市域治理主体关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机制创新,是实现中国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有效路径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需要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在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通过构建复合型协同治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精准嵌入公共服务、打造"党建+互联网"治理云平台等举措的实践,推动党建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文化功能与社区治理有效衔接,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SFIC模型视角下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的挑战与对策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文章以社区协同为论域,基于SFIC修正模型的分析框架,探究合肥市A社区协同治理实践。研究发现：当前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存在起始条件鸿沟、政府催化协同作用有限、协同治理制度设计迟滞、治理主体沟通交流不畅以及治理结果评估反馈机制欠缺等现实挑战。基于此,从目标、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提出一个协同治理新体系：在目标上,夯实起始条件基础、强化催化型领导、系统改良协同过程来构建协同治理机制;在过程上,兼顾刚性制度设计与柔性人文关怀的双重嵌入,切实推动协同治理的善治进程;在结果上,强化效果评估与信息反馈工作的制度安排,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     

情感治理:新时代社区治理的方向与实践路径

社区情感治理是在制度健全、技术保障基础上,突破社区治理困境的新方向.应从党建引领与社区情感治理共融;社区意识重构,培育社区正向情感;健全社区情感治理机制;构建社区情感治理维度;发挥科学技术优势,实现社区情感"微治理"等方面探索社区情感治理的实践化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天津市HX园业主自治为例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市社区自治是现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持续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对天津市X区HX园社区治理模式的分析,探讨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新模式——业主自治模式,并揭示其优劣,以期为我国其他城市正在探索中的社区治理及自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智慧城市建设推动社区治理实践创新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及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首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必不可少.本文以大数据技术为视角,立足于北京市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布局城市全域应用场景、一体推进数字社会建设的政策背景,从智慧社区应用目标谱系出发,通过全域集数据模型,以标准化的城市基础信息编码体系为基础,面向城市数字化治理和精细化管理需要,基于全域大数据关键技术解决社区治理全域应用场景问题,推动社区治理智慧服务与精细化管理,同时促进智慧北京建设及相关高精尖产业发展.     

以网格化治理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以长沙市芙蓉区为例

新常态下的社区治理必然要求提升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推行"精细化治理,人性化服务"的网格化治理芙蓉模式,是创新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服务质量的有益探索.从实践情况看,社区网格化治理有效提升了城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也面临不少问题,如信息收集难、稳控压力大、系统整合慢等,需要通过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创新、治安管理机制创新、管理平台体系创新等途径加以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契合。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互依存、互为促进,两者有机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促进两者协调发展,以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治理能力现代化反作用于治理体系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析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者的提出有着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义。现代国家治理中,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最根本的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法制化,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网络新媒体时代社区主体治理的“草根实践”与治理体系构建

随着网络社会的迅速演变与发展,"两微一端"(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网络新媒体平台工具被广泛使用,许多基层社区开通了政务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以此推动并深化社区主体治理的"草根实践",揭示了以网络新媒体为重要媒介、以居民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发展趋势与巨大潜力,有利于改变传统社区治理中的"少数者决策"及居民主体性"稀释"的失衡格局。网络新媒体条件下社区主体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架设跨越时空边界的主体治理平台,开展跨越交往边界的主体治理动员,树立跨越权责边界的主体治理意识,强化跨越体制边界的主体治理实践。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史逻辑和实践框架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其内涵既具有一般性,即基于国家运行的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问题;同时更具有特殊性。治理体系体现为"一纲两目",即"政党政治"总纲,"制度建构"和"制度执行"两目;治理能力包含三层能力,即"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从逻辑上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纲两目,来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国家道路选择,在当代中国,需要有五个要素对该道路进行支撑,即:党指挥枪、党的领导、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从实践上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治理能力提升,可概括为三层能力、四大领导、五项议程、六位一体。     

元治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参照

源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是我国公共治理领域的热门话题,并被经常用来裁剪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却忽略了"治理失灵"的存在和我国的特殊国情。元治理理论是对治理理论的批判、超越,更符合中国"强政府"的基本国情和偏好科层治理的历史惯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元治理理论可以成为相应的理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