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形态演变--以浙东南为中心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达到高潮,表现在浙东南,一方面,由于军事战略地位的提升,军镇数大量增加,有的军镇已具备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以市为核心的经济性市镇出现了历史性大发展地域分布日趋广泛,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分工逐渐明确,城市的萌芽初具.这是该地生产经营的扩大与乡村阶级分化加剧的产物.但是,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市镇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且呈日益加剧之势,如原本处于后发地位的浙东南,跟苏南、浙北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趋扩大.     

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基督教--以现代中韩社会为讨论中心

本文是作者发表于<学术研究>1999年第7期的<宗教的力量通向心灵重塑之路--以基督教在近代中韩两国的传播为讨论中心>一文的姊妹篇,意在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基督教作一些探索,并对作者曾论及的宗教的精神力量再作一些"补白".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态度的变迁--以日本报刊舆论为中心

对日本而言,义和团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具有特殊的意义。以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各大报刊的相关报道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日本对义和团的态度从轻视转为了重视;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从低调转为了高调;对清政府的态度从极端蔑视转为了积极保全。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变化的仅仅是表面的态度,不变的是背后深藏的侵华野心。     

日据时期台湾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

日据时期的台湾籍民教育,是日据当局为福建、广东等地的台湾籍民举办的教育,是一种旨在使第二代籍民成为忠君爱国之日本臣民的教育,是日本在台湾实施殖民地教育的延伸.但是,这一目的最终并未达到.     

宋朝开国史与士人的记忆及改造——以宋朝"崇文"气象为中心的考察

更真实的宋朝开国史,与宋代文献记载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其中北宋中叶以来士人描述的"崇文"气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宋太祖虽然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教及文治的措施,但其目的主要是扭转以往长期失衡的文武关系,以稳定秩序,却并未造就具有时代特征的"崇文"倾向.宋太宗朝后期才开始落实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到北宋中叶遂形成突出的"崇文"气象.由此直至南宋,主流的士人群体在追忆本朝开国史时,有意识地描述并改造了当时的政治状态,赋予一种"崇文"的气象.其实,这一现象乃是当时价值评判下选择历史记忆的结果,并得到国家的认同.     

北宋时期的西北士风——以陕西路为中心

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的东移,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地区在文化方面逐渐衰落,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新兴士人的总体数量亦与其他路分拉开了距离。但是同时,正是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西北的士风,开始更为密切的与民风相关联,呈现出很多地域性色彩,这是北宋以前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     

盛唐时期贵族群体的择婿风俗——以唐玄宗时期驸马为中心

作为封建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制度,至唐代已日臻健全。唐代实行的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阶级内部"内婚制",政治需求的考量、注重姻亲旧眷、门第等级观念、科举观念等都对盛唐贵族的择婿标准有着重要的影响。盛唐时期贵族的婚姻一方面具有开放自由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严谨刻板的一面,研究盛唐时期贵族群体的择婿风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盛唐时期的社会风俗和民众心理。     

太平天国与欧美列强--以上海为中心

上海于1843年开埠后,成为欧美列强在华经济活动的中心.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商埠的突出地位,是吸引太平军于60年代初叶前往谋取的一个重要原因.<洪仁矸供词>中所反映的洪秀全、洪仁矸等人通过上海与欧美列强缔约的意向,大体上是可信的.太平天国曾经试图通过上海与欧美各国正常交往,以推动太平天国事业,欧美列强则基于维护其在华权益的考虑,选择了与清朝政府一起与太平天国为敌的立场.     

家天下背景下的君臣关系变迁研究--以唐太宗、明太祖时期为分析中心

家天下政治体系内含着一体两面的政治行为,即立君与驭臣。不同的皇帝权力结构中如何立君与驭臣,既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也包含不同的政治技艺。从唐太宗、明太祖时期来看,两者是中国古代皇权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两个拐点,随着皇权从相对独裁向绝对独裁的转变,君臣关系也从普通的尊卑关系蜕变为主奴关系。     

三线建设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以四川德阳为中心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化普遍发轫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相关城市发展的推动。作为前30年国家重点工业城市,国家在德阳完成三线建设投资10亿元,建成中央和省属大中型企业近20个,构造出以德阳为中心,同哈尔滨、上海相媲美的三线最大的重型机械工业体系,不仅为全国国防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四川省第一个由县升格的德阳地级市的诞生及其后续超常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三线建设而崛起的德阳,既改变了中国重大装备技术制造业以及四川省区域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空间重心,又在中国城市化因备战而形成V轨迹、厂城畸形化的共性之际,孕育出以城市规划区为地理中心、主导产业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鲜明个性。     

南宋语录体散文初探

本文略考了宋代百戏的发展演变,对宋代百戏的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并考证其对元杂剧唱、念、做、打四功中"做"功与"打"功形成的影响,旨在为研究元杂剧表演体制的形成提供参考借鉴。     

宋元的荔枝种植与气候变迁

荔枝种植在元宋时期经久不衰,区域较唐代有所扩大。宋代经历了中国气候史上一次重要变迁,荔枝种植因此受到影响：西南地区的种植区域有所南移,东南地区的种植区域则整体移向东南沿海与珠三角地区,北方的荔枝种植最终消失。元代的荔枝种植地区范围较宋代有所缩小。从种植区域的变化可了解气候变迁对荔枝种植的影响。     

关于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

宋元刊平话中广泛存在着阴文这一特殊现象,而在明代刊印的章回与话本小说中阴文已消失。宋元刊平话中的阴文主要起醒目的提示作用,但是这种提示是针对说话人的,而非如明以后章回小说的回目等是面对读者的,因此可以从阴文在平话中的存在得出宋元刊平话是未经文人整理的说话底本的结论。阴文作为我国长篇小说发展历史中早期的一个现象,可以作为元刊小说的重要鉴定依据。     

余靖与宋夏和议

余靖,宋朝著名的谏官、政治家、外交家,他的一生以“风采清华”著称于世,以刚正直言而位列当时“四谏”之一,他身处多事之秋,心系国家安危,逢时有事,他便奔走于南北,可谓功在史官,名在夷狄,有声甚远。本文选取了庆历年间宋夏和议事件,通过叙述余靖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出使辽,从容坐于帐中辩言,往复数十次,最终说服辽同意宋夏和议,为宋朝带回了准确的情报信息,为推进宋夏和议的持续进行及维护宋的利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元代神灵"崔府君"及其演化

当赵氏一代,"崔府君"的奉祀风靡一时.特别是在南渡之际,高宗于磁州之庙卜、孝宗于诞前之托梦,"显应"所导致的崇敬,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该神灵的重要性.临安府新建的相关道观,一时间,成了都城人礼拜和游览的核心.入元以后,此种情况有了加强,燕南、河北、山东、河东等地,也就成了其香火地所在.而在所祠为谁的问题上,见有分别以卫州、磁州、辽州和顺县庙宇为主祠的西汉"汲县令崔瑗"、唐"滏阳令崔某"、唐"长子令崔珏"等说法,而元中期以后,这三者趋于混淆,且增添了生前"昼理阳、夜理阴",死后入围"五岳"僚吏、通管"冥界"等更多的"事迹".     

元代向猛兽复仇故事的豪侠风范

元代和平居民的以暴抗暴斗虎,是在亲人先行受到猛虎伤害,不得已与来自自然界的凶狠"仇敌"殊死搏斗.这不同于先秦猛士斗虎,也不同于唐人主动性地去射虎,而是被动性地以暴抗暴的复仇.汉族知识分子地位沉沦和价值失落,使之更加关注于平民的日常生活和喜怒哀乐,在斗虎抗暴的歌咏中,还隐约地宣泄了元代文人内心的不平和郁闷.     

宋明史学之比较

从修史机构、史学家和史学成就等方面对宋明两朝史学进行比较,论证中国封建史学宋盛明衰。     

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 ,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 ,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 ,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 ,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 ,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 ,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从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 ,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 ,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 ,也更接近实际     

气候变化对宋夏战事的影响述论

根据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成果,利用石笋、孢粉、树轮记录对唐宋时期西北中东部气温序列进行了重建,并从横向和纵向分析了气候变化与战事的关系,同时对北宋时期气候冷暖变化和水旱灾害指数变动与宋夏战事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推论出宋夏战事与气温波动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水旱灾害次数和水旱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