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分析

能源是一国经济之本,环境是人类生存之根,人类开发和利用能源的活动产生环境外部不经济,根本原因是人类的经济行为所致,市场失灵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前提,政府失灵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条件,法律空白是破坏性经济行为存在的温床.文章认为,从源头上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问题,需要市场机制引导、政府管制和法律规制三者统一协调,即通过宪法明确界定环境资源的权利;通过税收制度将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能源政策法引导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以推动绿色能源经济的实现.     

环境问题的根源反思与法律因应——以产业结构为视角

环境问题是关系全人类生存和福祉的重大问题,探究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妥善解决环境问题的前提.文章从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着手,运用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分析论证产业结构不合理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并尝试以立法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以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目的.     

对环境外部性规制的若干思考

文章首先阐释了环境外部性的内涵,然后从学理上分析了对环境外部性规制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环境外部性规制的若干对策建议.     

经济分析法学逻辑下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及价值评判

外部性问题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其症结在于财产权的难以主张.本文运用经济分析法学的逻辑进路及思维方法,围绕外部性问题中的典型案例环境污染问题,对比传统模式与当今研究的新思路,探讨了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法理机制.     

地下经济行为的内部性与外部性分析

地下经济行为是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的一种经济行为,这种经济行为在逃避政府规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地下经济行为具有正内部性和正外部性,也具有负内部性和负外部性,而且地下经济行为的负内部性和负外部性远远大于其正内部性和正外部性,因此,政府必须对地下经济行为进行规制。鉴于地下经济行为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特点,对地下经济行为的规制必须区别对待。     

正义与相互性——罗尔斯理论中的可欲性与可行性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即他所谓的正义即相互性,在原则上与正义即公道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在考虑人们的行为动机时,它的要求相对较低,也更为可行。这样,它所维系的社会也就更为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的确向我们指出了一条思考正义问题的新途径。     

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

治理环境外部性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命令一控制型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两大类.每一种政策工具都有其特定的适用条件.管制者的根本任务就是在各种管制手段间权衡利弊,趋利避害,正确地选择和组合各种政策工具,以最大化社会福利.     

浅谈对科斯定理的几点思考--从一个外部性污染的例子说开去

科斯定理阐述了交易费用与产权安排的重要性,为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路径。但在中国现实情境之下,对其界定前提、界定主体、界定对象等问题的深入探讨表明,其有效性存在疑问。面对外部性污染问题,需要明晰和保护资源产权,更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来培育人们的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并将其融为内心深处自发遵循的道德准则,以指导人们的行为,增益于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建构,服务于美丽中国的建设。     

环境侵权案件解决中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研究——以榕屏化工有限公司污染损害案为例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社会法律责任和企业社会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于环境侵权案件的解决具有重要影响.这表现为诸如对于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精神损害赔忖偿问题和构建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与环境侵权行为相关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活动.企业有义务按照社会所期望的目标和价值制定政策、进行决策及采取行动.     

解决山区环境问题的制度导向

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把山区的可持续发展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但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却没有专章提到山区的发展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本文指出了保护山区环境的特殊性与必要性,剖析了我国山区环境问题的现状以及产生的原因,在借鉴国外对山区环境保护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基础上,探讨我国山区环境保护的若干对策,呼吁最终建立一部<山区法>.     

论生态广西建设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

基于解决环境问题的生态建设是广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广西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旱涝灾害诱发的生态灾变、产业转移出现的污染转嫁、石漠化蔓延、矿山生态环境恶化、沿海生态失调、物种入侵等。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人口素质、建构防灾减灾体系、健全招商引资机制、发展清洁能源、致力于生态恢复等。     

环境侵权若干问题之检讨

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是环境损害的两种类型.民法中的环境侵权仅指环境污染致人身财产损害.对环境侵权无过错责任的适用范围、免责事项、最高赔偿限额应作出必要限定.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不能任意扩张.环境损害的救济需要综合运用私法、公法手段和社会安全机制.     

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研究

现行环境立法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在主要依据"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规则的同时,还强调了依据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这种考虑了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的"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的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规则,虽然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效率理念,但是缺乏充足的理由支撑进而面临颠覆性的存在危机.因此,在环境侵权领域,我们必须继续探索并重构科学的环境侵权中不可抗力损害分担规则.基于环境侵权风险承担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未来环境立法中,建议依据环境侵权风险承担规则(包括可控制性规则、可预见性规则、效率规则与经济能力规则)进行不可抗力损害分担,以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侵权责任方式类型与环境侵权责任方式选择

侵权责任方式是实现侵权责任的重要手段,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多元化责任方式可作不同划分,基于其功能不同可类型化为预防性、恢复性与赔偿性责任方式。考虑到环境侵权的潜伏性、累积性、长期性等特质,需要可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责任方式,方能为环境侵权提供圆满救济。立法上将环境污染责任与生态破坏侵权分置规定,但在责任方式上均共同适用预防性、恢复性和赔偿性等类型。     

达标排污侵权责任成立之辨

环境污染责任属于危险责任,适用无过错原则,其构成要件不以违法性为必要,只要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以及二者间的因果关系,即应承担侵权责任。环保标准作为行政规范仅具有行政法上的效力,符合环保标准而排污不能作为环境污染责任的免责事由。     

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环境侵权行为有别于一般侵权行为.我国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分配应该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实现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受害人主要应承担侵害行为、损害结果和两者之间存在一般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加害人主要应承担因果关系以及免责事由方面的证明责任.     

法经济学视野的环境侵权救济

法经济学理论对传统侵权法理论和制度的冲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侵权行为的认定、侵权责任的追究、归责原则的标准和侵权损害赔偿的量化分析等方面。从法经济学理论角度研究对侵权法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的领域和具体内容进一步深化,为重新认识和改进环境侵权救济的理论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借鉴：完善立法实现环境权的法定化体系是认定环境侵权的前置性要求。环境侵权救济是要实现负外部性行为的内部化,而这一过程不能忽视公权力环境管制的作用．环境侵权损害赔偿中要注重量化标准以增强其社会绩效。     

论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

关于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我国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论,即证明责任倒置和因果关系推定。二者均未能对司法实务之乱象进行有效的疏导,根本原因是都没有厘清客观证明责任与主观证明责任的内在关联以及各自的功能界限。基于现行法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证明路径应该是:先由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不存在进行证明(本证);若法官对此形成确信,再由被侵权人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行证明(反证)。采用此路径产生的其他证明难题,可以通过对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施加解明义务、运用经验规则、适度降低证明标准并依赖法官在证明评价中的能动作用等,予以有序化解。     

先秦时期小说观念刍论

先秦时期的庄子、荀子等人都有关于“小说”或“小家珍说”的论述,这些言论所针对的虽还不是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但却是后世小说观念的源头,故梳理它们的所指及其所暗含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在相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庄子所谓的小说是指与大道相同的小道,所指向的是道家之外的其他家学说,也就是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其他各家学说均是小说;而子夏、荀子等儒家诸子则认为除儒家学说之外的其他派别都是“小道”、“小家珍说”、“邪说”或“异说”。可见,先秦诸子在论及小说时都指向的是自己所信奉的学说之外的其他各家学说。故先秦时期所谓的小说,是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所形成的,是各家互相批判和攻击时所用的、带有鄙夷色彩的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