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畔治安情——南京市社区警务改革侧记

40岁的黄发友是安徽全椒人,在江苏省南京市开了个小吃铺,挣的是辛苦钱,老黄每天凌晨两三点才打烊。他说,在丹凤街做生意顺极了,欺行霸市、吃了饭不给钱的事几乎没有。他把功劳归在吴警官头上。 老黄说,吴警官经常深夜十一二点还在巡逻,咱们丹凤街的饭馆打烊后都不用关门。老黄还说,店里伙计们的暂住证都是吴警官上门给办的。 吴警官是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丹凤街派出所的一名普通社区民警,他见证和实践了南京市公安局轰轰烈烈     

21世纪社区治安管理——社区警务

本文介绍了世界警界改革的潮流——社区警务思想,并对其理论依据作了一定的探讨。此外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从如何推行社区警务角度出发,给出具体操作方面的建议,对我国实行社区警务提供有益的参考     

农村社区警务建设困境及其化解对策——以南昌农村社区警务建设为例

农村社区警务建设事关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梦想的实现,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农村的构建。通过对南昌市农村社区警务工作的总结,可以发现农村社区警务建设中还存在着农村社区警力不足、警民关系不够和谐、农村社区警务保障不到位和农村社区警务考评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必须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教育培训力度、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和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四个方面入手,扎实推进农村社区警务建设。     

丹麦社区治安的法宝——SSP方案

SSP方案是丹麦推行的一项社区治安计划,以其简单易行和成功有效而著称,该方案中的第一个S指社会和健康服务(SocialandHealthServices),第二个S指学校和青年中心(SchoolsandYouthCenters),最后一个P指的是警方(Police)。这种三位一体的治安方案在保证丹麦社会的安宁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几年前的一个聚会上,我曾和一位丹麦警方的官员聊起SSP方案,他反问我:“你知道我们有句格言:‘预防比治疗更重要’吗?人想避免生病,贵在预防。社区想防止犯罪也贵在预防。如果在社区治安中都能常常想想这句格言并照着去做的话,那不知能减少多少犯罪…     

我国农村社区治安矛盾化解研究——以国外COPPS实践为视角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世界各国开始兴起了一种以治理社区内的犯罪活动以及维护社区秩序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社区治安与犯罪问题解决活动,即COPPS,并且把社区治安与犯罪问题解决上升为一种战略高度来处理社区内外部的各种问题、矛盾纠纷,各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COPPS战略对于我国农村矛盾的化解工作有很大借鉴意义,可以充分挖掘农村社区在我国农村矛盾化解中的重要作用,以维护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和谐。     

警务职能的社会化转移——境外私域警务的发展及对我国警务改革的启示

从警务服务的目的、对象和范围来看,警务可以划分为公共警务和私域警务两大类,它们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功能。在现代社会,私域警务已经成为公共警务不可或缺的补充和协作伙伴。在西方,私域警务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契约化间接雇用保安;二是经营者直接成立下设的保卫部门。政府性公共警务供给与市场性私域警务供给并行的二元供给格局,标志着警务职能的社会性转移,这是西方各国警务发展潮流,也是我国警务改革的一个参照。     

社区警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杭州上城区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及单位制的解体,传统警务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加强社区警务,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作为率先在全国推行社区警务战略的城市,杭州市上城区近年来在社区警务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实现了社区警务的社会化、信息化、网格化和特色化,对当前社区警务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中小城市怎样开展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云南曲靖市麒麟区作为云南省首批“社区建设实验区”之一,加大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社区建设。近两年的实践与发展,为边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总结了一定的经验。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社区治安模式比较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朝阳区社区治安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研究,构建了朝阳区社区治安的传统模式与协同模式,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中心性、结构洞等维度对两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其中整体网络和中心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协同模式能够提升治安网络凝聚力,增强社区治安网络沟通的有效性,以及避免资源和责任的过度集中。但是从结构洞角度的分析发现,尽管协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区居委会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限制度差距,社区居委会仍占据着治安网络的结构洞位置,这揭示了社区治安网络中居委会角色的错位。因此,未来在社区治安模式探索中,应当继续培育并发展居民自治力量,建立并拓宽各行动者之间有效沟通的渠道,规范和明确居委会的权责及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提升社区治安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实现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治理。     

居民需要什么样的社区文化——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

社区文化是指共同生活在一定社区内,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念、认同意识的社区群体,在物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因求知、求乐、求美、求安等需求而进行的社会性精神文化活动。可以说,它是社区内人们长期实践而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社区文化建设要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让群众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唱主角。 居民参与是衡量社区文化建设是否成     

南京市新华书店总经理周祝山谈文化产业改革：从“最后堡垒”到“急先锋”

今年4月24日是新华书店70岁生日。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清凉山创刊，党报委员会发行科在创刊号上署名“陕西延安新华书局”，同年10月初改称新华书店。七十年来，由毛泽东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大字如星星之火从延安向全国传播，新华书店很快成为新中国图书发行的惟一渠道。1949年春，渡江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南下大军便开始筹建南京市新华书店。时至今日，该店已成为南京乃至江苏地区的书界“大哥大”。2004年，该店成为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最大的子公司。今年，该店将随着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股市冲浪。文化产业改革给新华书店带来了什么？日前，该店总经理周祝山对此作出了回答。     

论社区制改革的理念、原则和举措——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社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管理的主要形式,当前在我国虽然已经普遍建立但并没有深入人心,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严重的异化。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制,需要在理念上将治理作为社区制改革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取向,在原则上将以人为本、政党主导、社区自治、居民参与作为社区制改革的圭臬,在举措上将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元治角色、合理界分政府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力边界、建立社区志愿服务网络、培养社区共同利益、推展基层民主训练、强化公民意识等作为应对之策。     

论西方警务改革的后现代性特征

西方警务改革的后现代性特征表现为多元性、开放性、解构性、社会化等。社区警务的概念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复苏,其优势在于激活共同保护社区的集体责任,并增强邻里之间的互动和改善警民之间的隔阂。同时,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影响着警务模式的改革,政府机构规模追求小型化和灵活性,通过下放决策权与财政支配权来增强基层单位的权责一体化;将社会市场方法引入执法机构,借以增进警务效率;逐渐剥离警察的边缘职能,让渡给社会或其他组织来承担。这意味着原先被政府垄断的警察权开始由社会进行分享。     

转变观念以人为本努力做好军转安置工作——南京市军转安置工作改革的主要做法

南京作为兵城．完成军转安置任务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经过五年的探索实践．我们逐步健全完善了以“公开透明、阳光操作、确保重点、择优安置”为原则．实行“考试考核、双向选择、积分选岗、保底安置”相结合的军转安置办法．即营以下干部考试考核参加双向选择．团职干部免试进入双向选择．师职干部积分选岗．最后托底指令性安置。实践证明．这一改革举措．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遵循了安置工作公开透明、阳光操作的基本原则．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广东省为例

社区参与的优点使生态旅游成为自然保护区经营的重要方式,但土地权属虚空直接导致政治权力与企业资本联合控制旅游开发,社区参与流于形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使农户成为林权权利人,赋予社区对旅游开发"选择"与"控制"的权利。农户收益得到保障,实质性地参与到管理中来。政府的转型与社区力量的壮大对于避免公地悲剧、协调开发与保护、兼顾区域及阶层的效益与公平起到最终的推动作用。社区集中控制旅游开发的模式有望建立,社区的深度参与将促动保护区功能全面升级。     

一场静悄悄的实验：散消“街道”设立社区中心——一次被称作是“不亚于凤阳小岗村”改革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调整

2002年初，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一场涉及城市街道管理体制的改革实验走到了社区建设工作的最前沿，成为本年度深化社区建设工作重大的改革事件之一。经过半年的运作，新的社区管理体制在探索中继续往前迈进。本刊记述这次改革的基本历程，以供读者参考。     

以改革的精神全面推进社区建设——本刊记者专访辽宁省副省长杨新华

记者:在社区建设的初期阶段、辽宁曾经走在全国的前面。这次全国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后,辽宁省如何贯彻会议精神,全面推进社区建设? 杨新华: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基层管理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一是由于企业减员增效,农民进城务工,大量人群从企业、农村涌向城市社区,社区的管理服务对象增加了;二是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困难群体增加,建立以社区为载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显得十分迫切,社区的工     

“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对G市B区的个案研究

针对各地推行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难以持续的问题,以G市B区为个案对“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制度困境进行考察和分析后发现：新型社区“政务名称”与“政务级别”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公章效力”困境,反映的是机构与权力规则的不吻合;“属地管理”机制与“去行政化”举措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及其工作人员遭遇“权责错位”困境,反映的是不同制度功能的不吻合;“事业编制”与“行政编制”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后的社区干部遭遇“身份下降”困境,反映的是编制待遇及流动规则的不吻合;“经费包干”与“费随事转”之间的非一致性使社区遭遇“捉襟见肘”困境,反映的是市区两级关于社区工作经费规则的不吻合;“撤销建制”与“加强党建”之间的非一致性使改革所在地遭遇“街道地位”困境,反映的是地方与中央政策对于街道定位的不吻合,并最终引致改革的终结。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是：“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过程遭遇的,是不断改革环境中现有制度体系的欠吻合或非一体化的困境,即改革的制度与整体制度之间的非一体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