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别。法律推理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形式推理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运用形式逻辑推理的思维活动,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实质推理以法律价值作为推理的基本要素,是一种高层次的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从适用法律角度看,既要认识其必要性,又要注意克服其局限性,使之成为法官正确判案的逻辑思维工具。     

法律推理与法官审判活动

法律推理是司法过程中重要的思维方法,尤其是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必须借助法律推理论证判决理由的正当性,用以说明判决合理、合法,达到司法公正。因此,法律推理是法官应当了解和重视的课题。     

法官的法律推理的心理分析及法官的自我超越

对法官的法律推理的心理分析表明,法律推理并非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也并非一个恣意的过程。法官的非理性和理性、无意识和意识、个体性和社会性交互作用于法律推理。法律推理以法官的直觉为开端,渗透着法官的个性,同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心理强制,借助法官的经验和智识而进行判断、推理,逐步获得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内心确信”。若获得法律推理的正当性就需要法官的自我超越,超越个人的非理性、无意识和个性,求诸理性,以意识支配法律推理。     

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与法律推理

在司法实践中，判决的正当性来源于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判决理由的正当性则与法律推理密切相关。实践证明运用法律推理进行说理，将法官判决的整个过程充分呈现，可以获得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借助于法律推理方法实现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判决理由的正当性证明就是法律推理形式上与实质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明，是法律推理前提和结论形成过程的推导证明。通过法律推理对判决理由进行正当性证明，可以增强判决文书的说服力，有助于判决目的的最终实现。     

演绎推理与司法结论的不确定性

推理分为实质推理和形式推理,学界一般认为法律推理也应包括实质推理和演绎推理。作为一种专业活动,法律推理实际上就是并且应当是演绎推理。由于受到法官前见、大小前提的不确定性以及案件语境的影响,作为法律推理的演绎推理并不能像纯粹形式逻辑中的演绎推理那样确保其结论的确定性。司法结论的不确定性之具体表现是法官几乎总是可以、并应当在"是或否"以及"多或少"的问题上做出自己的主观选择。     

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推理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官所进行的司法审判工作,其实就是在演绎推理的框架内进行的,这尤其体现在作为司法审判的结论——判决书的撰写上。法官审判工作的整体就是一个司法三段论的过程。只是由于我国现存的法律教育体系中缺乏必要的法律方法的指导,绝大多数法官意识不到自己所进行的审判工作与法律推理方法之间的联系。本文正是从我国审判工作的实际出发,论述了法律推理的含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对司法工作的重大意义等问题。     

试析法律推理的含义和特征

较为常用的法律推理的涵义有三种:第一,法律推理是形式逻辑推理在法律中的应用;第二,法律推理就是法律规范推理;第三,法律推理是法律适用的推理。作者对这些定义进行评价。法律推理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法律推理的思维功能是论辩推理;第二,法律推理的总体思维模式属于"演绎论证模式";第三,法律推理的逻辑结构是形式逻辑推理与论辩推理的综合运用;第四,法律推理的推理功能表现为一种实践推理。     

法律推理客观性的法理探析

法律推理作为一种规范法律人思维的的技术性工具,其客观性是法治理念在司法操作层面的具体体现。科学地阐释法律推理的客观性内涵,对于完善法律推理理论研究,规范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司法实践中,法律推理客观性的研究应当从纯粹的逻辑分析拓展至价值领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其客观性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推理客观性实现的最理想状态是,形式规则与自由裁量呈现适当高度的动态平衡,两者之间的冲突最少而正面价值最大。     

法律推理中的隐喻——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

应用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理论,对法律推理中的隐喻进行论证,从认知角度对法律推理过程进行解读,探讨了运用隐喻认知指导法律推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隐喻在法律推理中的运用,以帮助人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和认识法律推理活动中的认知过程。     

类比法律推理的性质与难题

运用类比来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学习和适用的核心。类比法律推理与作为法律续造之法的类推制度、类推解释并不处于同一对话语境。类比法律推理是一种法律发现方法。类比法律推理的难题在于如何确立比较的基点并从中发现具有规范意义的比较点,然后再以实质性和相关性为基础判断这些比较点的重要程度。在比较、判断的过程中,类比法律推理应该回应刑法规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