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功用观由传统的消闲“小道”转变为现代的“启蒙”与“救亡”的“大道”，粱启超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粱启超对小说功用的理论创新体现在两点，一是阐发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二是提出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念。其小说功用观内蕴“势力”与“效力”两个范畴，“势力”是梁启超从小说之体出发，发现小说具有作用于人心的潜在力量，它具体表现为小说具有“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文体功能和“熏浸刺提”四种力。“效力”特指小说“势力”作用于“社会心理”而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国民思想、性格、信仰、精神等，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民族心理等等。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

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多有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政治化与艺术化的纠葛碰撞--梁启超与黄人小说观比较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推崇小说的社会作用。由于片面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 ,梁氏小说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弊。黄人本着艺术性原则 ,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 ,将小说由政治附庸重新拉回到了艺术审美的道路上来。     

"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

"四大奇书"的出现反映了章回小说文体从发生走向定型的全部过程.首先,"四大奇书"在文本上经历了从词话本到文人改定本的渐变,在创作上经历了从"世代累积"到"文人独创"的转型,这个过程可视为章回小说文体产生过程的缩影;其次,"四大奇书"分属不同题材,以不同的叙说方式开创了章回小说四大类型的叙事模式,体现在题材内容的类型化与文体形态的定型化两个方面;复次,"四大奇书"确立了章回小说的评价体系,成为检验后世章回小说艺术水准的标杆,并造成续书与仿作层出不穷.此外,"四大奇书"提升了古代小说的文体地位,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在从"君子弗为"的"小道"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说部"的过程中,"四大奇书"起了关键作用.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雅俗定位与语言建构

梁启超集晚清小说理论变革之大成,从启蒙宣传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文学实践的一段主潮."小说界革命"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学对小说的雅俗定位,小说一跃成为"文学之最上层".由于白话发展水平的制约造成"新小说"还不够成熟的局面.     

梁启超的“多语体”文学实践

梁启超的文学实践与清末民初的特定时代密切相关,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反映在文学革新上表现为,文学语体选择上的变化.梁启超主张文学语体应由言文分离转向白话语体,他的散文、小说、戏剧以及其他文体实践成为其文学语体的试验场,多语体混杂是梁启超文学实践的明显特征,这种混杂状态使得文学语言表达呈现不确定性和过渡性.梁启超多语体的文学实践促进了文学语言形式的革新,也同时意味用更具表现力的文学语言表达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及文学经验.     

梁启超群治文学观初探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20世纪初期,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观念,首倡近代多种文体的革新,提出了著名的"群治社会构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聚合现代民族精神,展示历史进化趋势,"言文一致"语体风格和构建市民文化空间。梁启超"群治"文学观的提出及其有益实践对启蒙国人思想、推进中国文学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也论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形成的原因——有感于刘禾教授的《跨语际实践》

刘禾教授在<跨语际实践>中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把文类形式分为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是"一个自我殖民的规划".实际上,中国古代从柳宗元开始就把文章分为著作类和比兴类."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继承了这一看法,将用文字书写的文本分为文学之文和应用之文,并在此基础上,把文学之文落实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四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借鉴西方文学作品文体,立足革新中国文学传统的创新.欧洲文学的文体分类长期实行三分法,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分法根本不同.因此,刘禾教授的上述论断是值得商榷的.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矛盾

虽然梁启超主张“政治小说”,认为小说要为启蒙,为“新民”服务,是一种事功文学观,但实际上他的小说理论具有浓厚的现代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说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二是以启蒙现代性置换审美现代性,尽管如此,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也充满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美国“大屠杀后意识”小说散论

“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在美国学界异军突起,成就斐然。“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属于美国犹太学的一部分。但“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内涵指向比犹太学更具体、更清晰。“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关怀幸存的命运,以及大屠杀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强调对往昔的追忆。这种学艺术风格的转型,使犹太学、大屠杀学表达的客体更丰富。研究“大屠杀后意识小说”,对进一步认识美国学界的现状与成就有积极意义。     

法国新小说对中国先锋小说叙事手法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崛起的法国新小说派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弱化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故事套故事”的写法和小说元素的再现三个方面。对中国小说不断融进世界文学的有机成分,形成自己的新的艺术表征具有重要意义。     

柳宗元奇味论研究

柳宗元以“味”评论文章,形成了研究文学审美风格的奇味论。柳宗元的“奇味”是一种风格论,它是指文学的审美风格,是对文学审美风格的总体概括。柳宗元的奇味论倡导多元化的审美风格,主张新颖别致的创新性风格,反对险怪艰涩的风格。同时柳宗元的奇味论在多元化的审美风格中最为崇尚壮丽的理想风格,背后寄寓着国家强盛的社会理想。     

六朝轶事小说综合研究述评

对六朝轶事小说 (志人小说 )的综合研究 ,主要集中在下述几个方面 :关于轶事小说的子类划分 ;关于“世说”体小说兴盛原因及审美特征的探讨 ;关于“杂记”体小说审美特征的探讨 ;关于“笑林”体小说的独立地位及审美特征的探讨。     

论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

诗剧在西方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体形式,但在中国却一直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学界对左翼诗剧的关注更可谓寂寥至极。左翼诗剧是左翼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之一,其体裁范式更是别具一格。在以往的研究中,既是极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又是造成左翼诗剧生存窘态的根源所在。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包括"戏剧化的诗"、"纯诗的戏剧化"、"散文诗的戏剧化"三种形式。通过剖析和阐释左翼诗剧的体裁范式,继而提炼、概括左翼诗剧的艺术特征和创作特质,从而一窥左翼文学的艺术风貌。     

马原小说叙事与先锋文学批评的阐释困境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对文体自由的期待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批评家们由此对文学形式因素产生偏爱。在此情形下,马原对小说叙事的积极探索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并经由他们的积极阐释而以叙事的先锋著称于文坛。然而,马原小说及其批评并没有依照人们的意愿走向深入,反而因为某种"叙事圈套"的操作困境而走入误区。马原小说期望与批评之间的悖反现象值得回味和反思。     

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演变与文学发展

古代文学中的连珠体肇兴于汉,陆机则完善了连珠体的体式,发展为连珠体“理要”的正格;南朝时由于当时文学风尚的影响,连珠体的写作呈现个性化与抒情化的特征,形成了多样化的“别格”。也就是说,连珠体的发展正好与汉魏六朝时期整个文学与文化的演变发展密切相关,故由连珠而论汉魏六朝文学,可以见微知著。隋唐及其后的连珠体无论在体制还是成就上都并没有超出六朝时期,又可见连珠体在汉魏六朝时期的独特性。     

从《孩子的讲演》看萧红的抗战文学

萧红抗日文学作品与主流文学风格的疏离使她成为一位争议颇多的作家。她的短篇小说《孩子的讲演》可以看作是她对创作时的时代环境和自身心境的展现,以及对创作抗战文学的独特思考。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抗战文学主流中,坚持适合自身特点的创作方式的主要原因在于作家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和女性视角。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朝鲜三国时期的散文辨析

朝鲜三国时期有两篇代表性散文:《贻汉将书》、《花王戒》,对其语言、文体和对朝鲜文学史的意义提出新的判断很有必要;同时还发现禄真的一段文字是一篇尚未引起注意的赋,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