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活跃的、最具创造性的新兴力量.但是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他们还被远远的"隔离"在城市社会之外,农民工的工资还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增添了动力,他们的低廉工资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世界制造中心转移的科学技术背景与中国制造现象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 ,英国、美国、日本三个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 ,都与相继出现的三次重要的科学技术革命紧密相关 ,而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世界制造中心在其形成初期却并没有处于当时的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地位 ,这种现象表明了科技发展与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 ,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变革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制造业的竞争格局 ,一些原本在世界制造业中不具备竞争优势 ,而且也不处于科学技术最前沿的国家可以凭借自己的特有优势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从而实现世界制造中心的转移。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总是在能够实现最大回报的地区最先实现产业化运用 ,科技进步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同时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也是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础。正是以这样一种分析结果为基础 ,本文从当前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性特征 ,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制造业竞争格局变动的角度 ,分析了中国制造现象的形成与发展。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与中国世界制造中心成长

跨国公司研发活动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并呈现向发展中东道国集中的发展趋势。理论上讲,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正处在世界制造基地向世界制造中心转变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发挥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给中国技术进步带来的积极作用,提升中国制造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实现向世界制造中心升级。     

农民工与中国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

1994年1月1日和2002年1月1日,中央分别出台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和所得税税制改革,通过几年时间的运行,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间的事权划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要积极推进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明确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要借鉴世界各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经验,采取多种转移支付手法综合运用方法.要改革和完善地方税制,构建一个税权明确、税种适量、结构合理、制度严密、征管高效、调控力强,而且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税收体系.     

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

在国际经济分工新形势下,中国已具备了成为新一代世界制造中心的条件,但中国世界制造中心又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世界制造中心建设的发展战略包括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外贸发展战略和利用外资战略等。     

世界制造中心的缘起:基于区位竞争优势视角的解释

区位竞争优势的本质是低成本或高效率的领先优势。以区位竞争优势分析框架来探究，世界制造中心的兴起在于其显著的低成本优势。在英国迈向世界制造中心的进程中，对需求显著变动的反应能力、技术变革和技术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本地文化和政策战略体系构成了其领先全球的区位竞争优势。     

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国际转移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在世界经济史上,先后出现过英国、美国、日本等3个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制造业中心先后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日本的历史进程表明,“世界工厂”在工业实力、对外贸易、技术水平、金融条件、贸易环境等方面应该具备基本的条件。对照当前中国工业的基本状况,中国目前虽然已初具“世界工厂”的雏形,但还称不上真正的“世界工厂”。中国在制造业方面与主要发达国家虽存在较大差距,但已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多项优势。中国在向“世界工厂”发展的过程中,应根据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产业的发展状况,分期、分批、分层次地逐步推进。     

基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探析中国农民工工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着力增加农民收入。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工资问题关系整个城镇化进程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运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分析中国农民工工资现状,探析农民工工资较低的原因,并针对存在问题提出相关措施,切实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     

文化成本与地点竞争优势--对世界制造中心转移的文化经济学分析

本文认为世界制造中心形成的实质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具有地点竞争优势,地点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总成本差异。在全球化与网络化条件下,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的差距逐步得到缩小,而文化成本的差异则成为决定地点竞争优势的关键。培育和形成以创新与竞争为核心的制造文化,是降低文化成本和提升地点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中国外出农民工经济状况研究

文章对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状况进行了描述。基于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CMD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套数据库的最新数据分析,发现近年来农民工在就业选择、工资增长和收入差距方面的状况有明显改善,就业户籍分割和收入户籍歧视程度逐渐减弱,但社会保障状况的改善不明显,仍存在较大的社会保障户籍歧视。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进程是各级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与要素优势--《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与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研究》评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一直保持高速、稳定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国际上被称之为“中国奇迹”。而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来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日益强大,所以在国际上出现了“中国与世界工厂”有关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在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如火如荼,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侧重于定性的、历史的、逻辑的、主观的论述,缺少定量的分析与客观评价,     

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

在有关中国农民工工资的文献中,农民工工资长期走势的研究仍付之阙如。在系统收集、梳理有关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工工资水平及其演变轨迹的定量估测表明:过去30余年,其名义货币工资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经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的实际工资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农民工与正式职工工资的比率呈先高后低走势。     

农民工地位变迁与社会融合

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上升流动对群体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以经济地位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上升流动,在遭遇城市偏好歧视和统计歧视背景下,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心理融合反而会下降。受到扭曲的农民工上升机制显示,进城前的家庭资源稀释效应使得先赋性因素严重影响进城后的上升流动,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促进上升流动并不显著,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也相对要低。     

日本的“中国制造”与反倾销

本文从中国外贸发展迅猛,制造业增长很快的情况,论述并分析了在日本的“中国制造”以及面临的问题。分析了中国企业面对反倾销浪潮应该采取的态度及应对策略。     

中国“半城镇化”问题与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半城镇化"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根源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相对于政府和学者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热心,不少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却并不强。这种农民工的理性选择,主要在于城乡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土地价值的提高及其保障功能。"半城镇化"现象,既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一面。解决"半城镇化"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应从长计议。     

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律问题

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日益突出甚至尖锐起来。每到年底,清理拖欠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即使在平时,也常常有农民工为了向老板讨回工资,上演“跳楼”的消息见诸报端。本文通过调查研究,试图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作一个全面的分析,从中找出问题的症结,并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法律上的对策。     

全球化、世界工厂与中国农民工发展的经验教训

研究农民工必须放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劳工地位以及经济一体化的劳资关系框架中来理解,全球化使中国劳工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以全球化视角来解释农民工的发展困境,是一种全新的视角,也是一种中国经验。本文认为,农民工是世界劳工的一部分,是发达国家资本积累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也是国际资本榨取超额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必然现象,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危机境遇是世界底层劳工的共同命运,是世界劳工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     

集群制造与创新:在中国走向"世界工厂"中的作用

在"中国制造"由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逐步走向高端的过程中,创新能力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挖掘企业提高创新能力的多种途径中,产业集群应是一个有利于加速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机制.目前,区域性经济快速增长的实践与未来可能逐步强化的趋势都证明了集群制造与创新的重要性.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维护——以安徽省为例

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其权益保障问题不仅是政府主导下的公共管理问题,更是和谐社会构建中全社会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迈克尔·博兰尼提出“多中心”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治理领域,不仅为分析农民工维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打破了传统的单中心政府统治模式,对于创建多中心治理模式下的农民工权益维护途径,有着重要启示。     

刘易斯模型、劳动力价值与农民工工资决定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不适用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非市场化工资制度和农民工生存形态二元性的共同作用使得农业人均收入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农业劳动力价值低于农民工工资.此后,现实的生存压力和逐步加快的市场化进程使农村劳动力快速且过度地向城市转移,由于竞争性机制的不断挤压使得农民工工资低于农业劳动力价值.当前,农业人均收入、农民工工资和农业劳动力价值的相互扭曲是一系列错纵复杂的农民工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