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的背景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的二百余年间(16世纪80年代～18世纪末),我国对外交流史上出现了继魏晋佛学盛行和隋唐大量容纳外来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即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这次文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两次。它的承担者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我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自从15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在欧洲的确立,欧洲文化后来居上。这时,作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和文化使者的耶稣会士把当时堪称世界最先进、最进步的新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播到了我国。耶稣会士通过传教实践,认识到在中国“…     

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军事工程改良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以佛郎机、红夷大炮为代表的欧式火器日益成为晚明军队的主装兵器,此对与冷兵器相匹配的传统筑城体系提出了改良要求。面对频频出现于东南沿海的欧洲坚船利炮,晚明地方当局修建新式铳城,装备大型火器,保卫海疆安全。而耶稣会士的不断来华,又使中欧军事文化交流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有识之士不仅千方百计借鉴吸收欧洲军事筑城技术,而且还在一些地方试验推广。从而使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打上一定程度的欧洲印记。     

来华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

耶稣会士来华前,明代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大体局限在传统范围内.耶稣会士来华后,其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广泛传播的宇地新知及其刻意倾销的欧洲文明,逐渐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士人由此认识到,中国既非天下中心,亦非天下最大,更不是世界文明之唯一所在.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学习西方等,开始成为他们的思维新取向.此一思想倾向虽然不是晚明时代的主流思潮,但其思想史意义不容忽视.     

大顺军与耶稣会士关系史实初探

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明末,它在中国广为传播;全国十五省中,除云南、贵州外,都有耶稣会士的足迹。在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和来华的耶稣会士有过频繁的接触;崇祯帝朱由检、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清朝顺治皇帝福临,以及明末农民运动中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均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这是为史学界所周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明     

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人们共所瞩目的一个大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探析,不能不上溯到晚明与清代的思想界,因为,诸多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命题已在那一阶段潜生。 大致说来,自耶稣会士相率东渡,明清知识界对包括西方自然科技与基督教神学在内的“西学”持三种走向各异的姿态。 其一曰全盘受容。其代表人物为“首好其说”的晚明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不仅和耶稣会士们合作,大规模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而且相率入教,对基督教神学大加礼赞,以为西方“天学”是“补儒易佛”,“一还吾三代之隆懿”的“救世神药”。     

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

十六、七世纪之交,也即我国明代末期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联翩而至,到中国沿海和腹地开展传教活动,与此同时,他们对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作了相当广泛的翻译介绍工作。在这批耶稣会士中,利玛窦的名望最高,影响最大。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有种种评议。赞誉者给耶稣会士以“圣洁的布道者”、“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见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微风入园池 吹得几重皱——也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自十六世纪初到十八世纪,也即中国的明末清初时期,欧洲一批旧基督教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陆续来到中国,试图将基督教的种子移植于东方这片广阔的土地,以挽救旧教势力的命运。在传教过程中,耶稣会士带来了许多西方的科学文化书籍和先进的仪器物品。同时,他们也积极地把中国的人文、科技、风俗等知识传到西方世界,给欧洲大陆吹去了一股清新的中国文化之风。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给中、西方社会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对双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对此,史学界早巳有定评。但对其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     

湖北天主教开教述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

１５８２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ｃｉ）、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Ｒｕｇｇｉｅｒｉ）进放广东肇庆传教，标志着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①。此次来华活动的耶稣会士足迹几遍全国，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更是欧洲传教士们需要进驻的地方。从明末至清中叶（１８４０年前）的二百余年里，有数位耶稣会士以及其他隶属罗马教廷修会的传教士在湖北传教，他们的群体活动与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有所不同。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以时间为主于的线性述说，宗教史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尝试将一个地域的传教士的活动作为底色和积淀…     

试论晚明时代的"利玛窦现象"

利玛窦现象是晚明时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社会文化现象。士庶人等重其人、读其书,众多文献记其事,乃是这一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西学东渐的实质推进,利玛窦的个人魅力,晚明社会的和谐氛围,以及学风士习的猎奇搜异是这一现象形成、持续的根本原因。利玛窦现象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实质推进阶段的重要标志,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本质。     

中国史前农业的发生与发展

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重大发展,标志着由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的根本转变,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食物获取方式。中国史前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从萌芽到形成、初步发展、发达、兴盛4个阶段,大体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末期相对应。中国史前农业明显形成南北两大系统,南方是以长江中下游为重心的稻作农业系统,北方是以黄河中下游为重心的粟作农业系统。这是由于气候条件、地理环境、农作物祖本的自然资源以及居民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差别综合作用形成的。中国史前两大农耕系统各自独立起源、并行发展,又发生传播和交流影响。中国史前农业在世界史前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域苏非派早期发展(10-13世纪)

喀喇汗朝、西辽与蒙古西征至察合台汗国初期是西域苏非派从初传向兴盛的过渡时期,本文论述了早期苏非派在西域发展演变的历史,概述了其特点。     

13～19世纪:滇银辉煌600年

13～19世纪的600年间,云南银业一直快速持续发展,其产量和银课均居产银各省首位.云南省成为当时全-国主要的白银产地.寻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早期"银本位"货币制度的初步形成与"计亩征银"赋役制度的逐渐确立,社会经济生活中对白银需求量显著增加,从而极大地刺激了白银生产的发展;此外,元明清三朝政府推行的"矿政"也有利于银业的开发.从元初至清代前期,滇银辉煌了600年,对古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明代末年,中国文化经传教士之手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它推动着僵化保守的欧洲封建神学自我革新,刺激着西方思想界的启蒙运动,加速了西方文明的演化进程,西方实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享有而自强。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在中西文化的交往中,并没有引起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充分享有。中华文化反而在基督教"中华归主"的共同理想下,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征服者一以贯之的"纳中入西"策略实施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深重的历史危机。这一切与中、西社会在彼此文化的交流竞争中,对主动与被动交往方式的不同抉择是密切相关的。     

13-15世纪伦敦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治理考察

中世纪晚期的伦敦,受到生活垃圾污染和工业生产导致的空气、噪声、水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困扰。究其原因,是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薄弱、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导致人口过渡激增、作为英国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等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为此,王国政府和市政当局通过颁布法令条文、强制有污染的工业场址迁移出城、增设政府机构和职官等多种方式,对城市环境污染予以整治。     

16—18世纪英国婚姻法的变革与趋势

16—18世纪是英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但世俗化、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观念并没有在婚姻法领域得以贯彻,中世纪确立的父权至上、宗教婚姻和永不离异仍然是婚姻法领域的主要法律原则。不过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婚姻法并非静止不变,婚姻法领域的国家法与习惯法相互博弈,不断地迎合着社会的变化,孕育了世俗化、自由化和平等化的趋势。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

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标志着人类开始由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转向彼此交往日密、渐成一体的状态,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对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活动,仍需继续加强研究。当前最需搞清的问题之一,当是要将近来提出的郑和船队分确否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实现环球航行的论证,进一步审核,找出真相。这一上百年的伟大历史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和欧洲人之手完成的,其功不可没,但还应认识到,其成功实乃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强调这一点,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能启发今人和后人自觉地加强全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具有实践意义。在这一历史活动中,中国人和欧洲人分别采取了建立朝贡体系和建立殖民地体系两种对外关系模式。两种模式从道德角度讲可分上下,而从实际后果角度讲,皆遭否定。这提示后人,应该探索出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模式,这种新模式起码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     

回答对新文化运动的三大责难--献给五四85周年

新文化运动与文化革命是背道而驰的两种文化.文化革命的源头是义和团运动.它们的文化基础都是迷信和排外.新文化运动继承的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精神,其主导思想不是无政府主义.人们没有理由责难新文化运动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建立负责.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呼唤自由、法治、宪政和理性.     

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若干问题探讨

"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迎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趋势,如何认清未来几年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分析存在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形成对重大问题的共识,这对于各地科学编制"十二五"规划意义重大.借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常修泽教授(以下简称常)莅临广东省中山市,讨论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纲要"的机会,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丁凯同志(以下简称丁)围绕"十二五"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向常修泽教授作了访谈.     

18～20世纪初党河下游河道变迁研究

党河是流经敦煌的一条重要河流,现为一条独立的水系。翻检清至民国一些文献资料,发现党河在清初还有余流分两支分别注入哈拉湖和疏勒河。约在道光年间河流西北一支发生断流,民国初年两支均断流,党河从此成为一条独立河流。文章试从自然和人类活动两个方面分析其变迁的原因,认为党河地区的屯田灌溉是导致党河断流的主因。     

17～19世纪西教在山西的传播

探讨义和团运动前天主教、新教在山西传入,传播的历程与概况,考察两教传入的州县及教徒的数量,纠正一些不实认识,并通过对教会的传教方式和教徒入教动机的剖析,揭示当时山西社会的一些特点与问题以及西教能在山西立足发展的社会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