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的历史个性与现代风貌--新时期官员腐败行为及其治理系列之六

为民请命是古代清官的历史个性,廉洁奉公是当代清官的时代风貌。清官的历史个性是其现实风貌的基因,清官现实风貌是对其历史个性的扬弃。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应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理念方面着力提升现代官员的政治智慧、政治素养和政治品质,以全面塑造清官的现代风貌。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清帝眼中清官的行政能力及其政治教化功能

明清以来对清官的道德品质与行政能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 ,特别是清初康、雍、乾诸帝在心里鄙薄清官 ,认为清官道德操守虽好 ,但行政能力平庸 ,在官员的任用上尚能而不重德。但表面上又褒扬、奖掖甚至包庇、纵容清官。清官是官场道德之标的 ,具有政治教化功能     

“清官”与“法治”

兰州人常说:“好人的头上磨难多。”所以,清官常遭厄运。这不仅是他们生前经济上没外快,政治上担风险,甚至要罹杀身之祸,而且还在于死后要受到一些人的声讨。例如,“四人帮”时期的报章杂志,众口一词,都说清官比脏官坏。理由是清官缓和了阶级矛盾,不利于激发人们起来造反。造反后总得建立新政府,新政府中的新清官又比新脏官坏,因为新清官又不利于新造反。民众只能造反,官员只宜贪脏。于是黑白混淆,人妖颠倒,国无宁日,民怨如沸。     

宋代皇帝对官员物质赏赐考论

对官员的物质赏赐,是古代皇帝联络君臣感情和激励臣下的一贯手法。宋代皇帝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名目繁多,赏赐物品种类多、数量大,其中有相对合理的论功行赏和优抚赏,但更有按照官僚等级特权进行的滥赏。宋代皇帝的物质赏赐,既受国家面临的和、战形势影响,也受宋朝不同时期的财政状况的制约。其实质上是宋朝统治集团内部按照官僚等级进行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更多地体现了官员尊卑等级,加重了宋朝的财政负担。     

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

北宋前期,宣抚使沿袭唐代旧制,为中央临时派遣到地方主持赈灾、安抚民众的朝廷使臣,在任务完成后即回京复命,设置较为少见.而在北宋中期以后,为应付与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长期而激烈的战争及平定内部叛乱等需求,宣抚使的角色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渐由安抚百姓的临时朝廷遣使演变为指挥地方多个路分军事作战的军政长官.随着职能的增重,担任这一职位的官员资历也日益升高,多为朝廷副宰相、枢密副使等军政大员,其设置更趋频繁,地方化趋势日益明显.同时,这一转变也促进了宋朝前线军政权力集中,有利于作战指挥,对于平定地方叛乱,维护宋朝国防安全和国家统治的稳定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

对夜晚时间的管理,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古代民众"日入而患"的时间安排既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也是古代官方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产物.官方和士绅通过传统的礼法,包括各种律令制度,以及地方官员的惩戒和劝谕,形成民众对这种夜晚时间安排的认同.而元夜不宵禁,正是对这种刻板生活的一种补充,通过表面上的"脱序"与"越轨",来释放平常积郁于底层的民间活力.     

等级授权制下的宋代地方政治

在中央集权等级授权制下,宋代地方官员的主体皆由中央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贯彻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治国原则,"足上供"是地方官员和地方行政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和宗旨,贪腐丛生、勾结豪强等问题遂层出不穷,成为宋代地方政治的主流和常态,从而导致广大民众在承受沉重赋税的同时,往往还要受到地方司法腐败的困扰,以及地方豪强的残酷欺凌。少数清官廉吏的存在,亦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当时地方官员"贪吏十九"的局面。     

金朝官员丁忧问题探析：兼与宋朝比较

金朝官员丁忧制度主要取法辽宋。尽管现存史料没有关于金朝官员丁忧制度的完整记载,但从金朝君主的相关诏令及人物传记也可窥得一斑。在实际执行中,金朝官员丁忧大多被夺情起复,当然也有力行持服者,但官员丁忧能否终丧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由于金朝官员丁忧制度实际上取决于当朝君主的诏令,故宋朝的官员丁忧制度相对于金朝更加完善与合理。尽管如此,金朝在官员丁忧制度上自觉地向中原文化靠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和发展。     

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在明代救灾中,为了充分调动民间救灾力量,明政府施行劝赈.在执行明政府劝赈政策时,官员们首先遵循民众自愿的原则,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逼迫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劝赈过程中,一些灾区官员公开捐出自己的俸禄,给民众作出表率.有的官员亲自深入民间规劝民众力所能及地为救灾作出贡献.在劝说的过程中,官员均能注意劝说的方式方法,如勤政以感动民心、不扰民、消除富民的顾虑等.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儒家的群己理论与社会主义群己关系的架构

群己关系是不同社会关系之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的核心关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中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论为指导,扬弃和超越先秦儒家注重中道、和谐的理论向度和思维方式,克服群己关系形上思考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以人为本、中庸和谐、群己兼顾、共生共荣的群己关系和社会秩序,应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