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深仇须挚友 携手抗日有幽囚——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当西安事变爆发之时,除了陕西之外,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大多谴责张学良为“叛徒”。连张学良的朋友杜重远也颇有微词。与张氏有些交情的胡适先生,所撰大文的题目即为《张学良的叛国》。然而,56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的同胞,大多推崇张学良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尽管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历来不同,但参与处理此一事变的宋美龄女士和周恩来同志,在私下却不约而同地都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的话。     

张学良与明史研究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幽禁后,便潜心于明史的研究.这已被国人所共知.但张学良为何要研究明史?有何心得体会?国人却绝少知道.《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发表了宋文演题为《张学良与明史研究》的文章,对此略有披露.张学良在1982年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时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想从中找出原因.”为此,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已对明史有所留意.“据东北军一些将领回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夕就认真研究过明末历史;他认为抗战前夕国内形势。有点象明末.”一直到1947年6月他被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本文依据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有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主要内容包括：（１）从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中可以看出，所谓张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２）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基本政治诉求，即是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一直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是一致的，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３）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个人虽失去了自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因此可以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风华正茂 功炳千秋──周恩来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6年至1937年，正是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重要关头。当时年近不惑的周恩来同志，风华正茂，思想成熟。从12月15日离开瓦窑堡起到1937年9月23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形成的283天中，周恩来至少有223天在离开中共中央集体的条件下，独挡一面，开展工作。这是周恩来光辉的一生中最值得怀念和追忆的时期之一。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衔命来西安妥善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但当时中共中央尚未完全确定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方针，这给周恩来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周恩来只能根据现实状况，按照中央…     

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变看西安事变

关于西安事变 ,国民党方面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共同谋划的 ,① 而中共方面则主张事变完全是张学良、杨虎城所为 ,事前并没有同中共进行任何商量。② 而张学良本人对此还没任何解释 ,因此对于中共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难有明确的说法。尽管各方的主张不同 ,但各方的资料表明 ,西安事变的主动者张学良、杨虎城同中共之间早有来往 ,例如 ,1936年 4月 6日毛泽东与张学良通电 ③ 以后 ,张学良同周恩来直接接触 ,在延安 (当时为国民政府军地区 )一所天主教堂商量有关“联共抗日”的问题。④此后张学良与杨虎城通过一些渠道同中共联络 ,但是西安…     

张学良是"逼蒋"还是"反蒋"?--也谈张学良"联共"之谜

有关西安事变发动过程中 ,张学良对中共的态度 ,以及对蒋介石的态度 ,究竟如何 ,是张学良率先提出“逼蒋抗日” ,还是共产党影响张学良最终在事实上走向反蒋 ,近十年来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尽管已有学者依据扎实的史料 ,提出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解说 ,但时至今日 ,相当多的西安事变史和张学良生平历史的研究者 ,仍旧因循前说 ,即相信个别当事人并不完全一致的回忆 ,和前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先生对此的解说。面对事隔几十年后的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史料 ,和历史学家从历史文献档案中发掘出来的史料对比出现明显矛盾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当相信前者 ,还是应当相信后者呢 ?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宁原因之我见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宁 ,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当时的舆论压力和国内的复杂形势。内因既有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和忠君爱蒋思想的一面 ,又有执著的爱国信念所驱使的一面 ,而爱国思想始终是关键性因素。     

东北籍救亡群体在西北抗日救亡活动中的历史作用

西北时期的救亡活动是全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籍救亡群体为西北杭日救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与重要领导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不仅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西北实现三位一体的大联合、促使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而且在西安事变后,支持与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其历史作用不可磨灭.     

张学良幽禁贵州期间的心路探析

发动“西安事变”而震惊中外、又因送蒋介石返京而遭幽禁的张学良，在其被幽禁的五十余年生涯中，有八年时间是在贵州度过的。这八年，正是张学良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所促成的全民抗战并取得胜利的关键时期，却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外患才平而反共内战又起的前夕。这八年，更是张学良请缨抗日屡遭拒绝，因报国无门而苦闷徬徨，但内心深处无日无夜不同前方将士一道与日寇作殊死拼杀，对胜利、对自由从充满憧憬和希望到幻灭失望的转折。这是张学良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中一个跌宕起伏的重要时期。研究他此时期的思想变化及其客观背景，是张学良研究中…     

张学良教育思想论纲

张学良幼时虽出身于封建武人家庭,但在青少年时期,一方面耳闻目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欺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美英等西方人士和郭松龄等进步人士的影响,故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日爱国思想.他本想当医生,但碍于父命,不得不做了军人.当时有人说,“练兵兴学”是当时中国的“两大要政”.在二、三十年代,张学良虽以“练兵”为主,却又大力“兴学”.1925年6月,他(与郭松龄一道)创办了同泽中学;1928年3月创办了同泽女中;1928年8月,开始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并先后向东北大学捐款现洋180万元;另捐500万元设立“汉卿教育基金”,以每年年息72万元补助辽宁省中小学教育;1929年初,开始在辽宁各县创办新民小学(计划创办73所,每所每年由张学良发给经常费2100元).他还兴办了各种军事教育机关,等等.张学良如此热心教育主要出自他爱国爱乡之心,但与他对教育的远见卓识也大有关系.     

张学良重用于学忠的原因初探

张学良在其政治生涯中 ,曾经两次离开东北军 ,第一次是在 1933年 ,热河战役失败后 ,他代蒋受过 ,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下野出洋 ;第二次是在 1936年 ,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日之目的 ,他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被蒋扣压 ,一扣就是半个世纪 ,再也没回到东北军中。在两次离军之时 ,张学良均指定客籍军官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其代理人 ,授予他统率东北军的权力。本文就张学良两次启用于学忠的原因 ,作初步探讨。 一东北军与其前身奉军相比 ,是一支新型的 ,具有进步性的队伍 ,但是 ,奉军原有的封建忠君思想依然被原封…     

为郭松龄辩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每遇困难,常自感叹：“有茂宸在,哪用我犯这份难。”①１９８１年“九一八”事变５０周年之际,将军在台北与齐士英谈到：“若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②将军回首往事,扼腕长叹：“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③１９９０年８月,将军在台北首次公开接受日本ＮＨＫ采访组专访时也几次提到郭松龄。可见张学良对郭松龄眷念至深。然而,郭松龄并未引起史学家们的足够注意,偶尔提及,仍有“郭鬼子”。“叛乱”、“军阀混战”等等说法。笔者常为…     

中共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屐的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关系。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在西安事变后,遭到了蒋介石的嫉恨,东调改编（实为缩编）于先,抗占中削弱消灭于后。解放战争中蒋介石又把仅存的一些东北军部队全部投入内战战场。但是,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战场上,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帮助东北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使东北军实践了张学良将军的夙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张学良将军在贵州的幽禁生活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后,分别受到蒋介石的疯狂报复.杨虎城将军在贵州息烽玄天洞长期幽禁后,终于被杀害;张学良将军则被终身幽禁,直到九十高龄以后才获准移居美国.两位将军的后半生都与贵州结下不解之缘.由于蒋介石派特务严密看管,张、杨两将军的囚禁生涯一直罕为人知.本文现据海峡两岸披露的资料,从几个侧面探寻张学良将军在黔的幽禁生涯.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试论西路军的政治与军事负载——兼谈西路军研究的节点所在

西路军研究,应着重从西路军最根本的政治负载、最具体的军事负载这两方面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西路军的政治负载是抗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当时压倒一切的头等任务.具体以西安事变为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路军执行的是在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关系基础上和形成西北抗日新局面前提下的任务;后一阶段,则全力服务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发展需要.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政治负载以及两个阶段,西路军在军事上就必然存在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并日益面临形势急剧变化、战争环境残酷、地域条件不利等一系列致命问题.解读西路军,理应以此为切入点.     

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11月21日至22日,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在甘肃环县以北山城堡地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击国民党军队追击围攻的战役,即闻名史册的山城堡战役。此役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嚣张气焰,稳定了西北的局势,促使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更加坚定了与我党联合抗日的决心,使他们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成为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本文对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爆发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张学良在武汉时期的思想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从1934年2月至1935年9月,张学良在武汉近两年时间,考察他的言行,其思想与一年多后发动“西安事变”之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可以说,武汉时期,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时期。     

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

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荡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九·一八”与“双十二”就是其中的两件，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学者对上述事件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别，尤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观点对立，似同水火。大陆学者认为...     

斯大林宋庆龄与西安事变

1931年9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第一次采访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此后,两人之间就建立了信任和友谊,终生不渝.1936年6月,凭借宋庆龄与中共及张学良的友好关系,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得以冲破重重阻隔,秘密到达陕北苏区.斯诺在那里采访红军及中共领袖,达三个月之久,随后写出了风传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china,中译本初称《西行漫记》),马海德医生则留在那里为红军服务.斯诺的这次采访结束不久,即发生了西安事变,斯诺从宋庆龄、马海德等友人处获悉了一些内幕信息,但他应友人之请,长期未予发表.20年后,即1957年,斯诺才在其《红色中国杂记)(Random notes on redchina)中谨慎地予以公布.海内外学者对这些内幕信息之真伪与意义,至今仍有很多争议.争议中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共产国际(其实权操诸斯大林)、宋庆龄、中共中央(其实际核心领袖是毛泽东同志)之间,是否有电讯联系,以及这些电讯联系的作用.为了辨明真相,现在让我们来研讨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