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历程、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

“普惠金融”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手段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基于制度变迁理论,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分为探索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创新性发展三个阶段。可以从生成逻辑、运行机制、驱动因素和创新发展四个维度构建普惠金融理论框架。目前,我国普惠金融政策持续发力,普惠金融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供给规模不断增长,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普惠金融重点在农村和小微企业。但也面临着普惠金融概念“混沌”导致实践偏误、城乡“三大鸿沟”导致发展不均衡、金融机构“成本—风险”约束导致供给不足、数字化潜在风险导致监管风险升级等挑战。为此,要做好普惠金融概念界定,优化农村科技、金融与教育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供给意愿,完善普惠金融监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新三板企业为例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高效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数字普惠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提供新思路,进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新三板企业数据,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中小企业效率,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数字化水平均对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第二,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中小企业效率具有明显的行业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区位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企业及中小型企业的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及规模较大城市更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及小城市中小企业的促进效应尚待挖掘。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高城市金融水平,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效率增长。研究对于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中小企业效率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扩大国内需求是确保经济“稳增长”的关键,而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在农村.农村中小企业不仅可以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产业基础,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服务业和市场发展,而且可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健康稳步发展.城镇化建设为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农村中小企业要抓住机遇,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新的发展和飞跃.完善中小企业法制建设,加大农村创业扶持力度;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扩大金融与财税支持,拓宽农村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推进农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

农村金融是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构建普惠性农村金融体系的基础。本文以2006-2015年山东省的宏观统计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改良的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数测算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基本上逐年稳步提升;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普惠金融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2009年央行开始实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自2008年之后增速较快。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来看,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及城镇化率四个因素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显著,且是正向影响的;交通便利度、农业科技化水平也属于正向影响因素,但不显著;而农业产业的重要性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从农村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济基础、财政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及农业保险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进普惠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普惠制金融对海南“三农”金融供需的影响

海南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改善、金融服务满意度提高,但仍然存在农村普惠金融供需矛盾突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不均衡且同质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程度低等问题。提高农村普惠金融有效供给、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可促进海南农村普惠金融功能的发展。     

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农村社区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它顺应了农村改革发展的要求,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有利于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然而,在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部分农民对社区建设缺乏认同感,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受到限制,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供需错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促进社区"内生式"发展,增强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实施多方"协同治理",提高农民政治参与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提高农民的生活品质,从而构建和谐、富裕、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福建农村社区建设的调查与思考——厦门市湖里区禾山镇实施“村改居”的调研报告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的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是当前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也是逐步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实践。禾山镇以人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为中心,坚持“统一规划、分类实施、因地制宜、全面推进”的工作思路开展社区工作,坚持服务的理念与做法,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加快农村传统社区的改造,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城市社会服务事业向农村覆盖,促进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为全面启动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基础。本文总结和分析了禾山镇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与遇到的问题,对我省进一步在农村开展社区建设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普惠金融视域下征信替代数据的功能分析与治理进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是新时代对金融系统的新要求。金融排斥效应阻碍了普惠金融可得性的实现,传统征信体系也难以解决信用白户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两大问题。征信替代数据的应用加速了数据的价值创造迭代与社会信用体系的转型升级,推动普惠金融“从零到一”的可得性提升。通过对征信替代数据的多元控制格局以及公共产品性质进行分析,提出应通过构建多元控制格局下的多主体协同共治体系,激发以共享为价值取向的数据价值创造,完善以分级分类为标准的数据安全保障等措施,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创业与多维相对贫困

现阶段,如何利用普惠金融来缓解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结合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本文利用CHFS中的农户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双界线法”从收入能力、发展能力、居住环境以及社会保障四个维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进行了度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整体上有助于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其覆盖广度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最大,覆盖深度次之,但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农户创业,尤其是促进农业创业来减缓多维相对贫困;数字普惠金融对青年以及处于西部地区的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大。因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农户金融可得性,增强农户创业动力是减缓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措施。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问题清单与行动框架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为了确保巩固乡村脱贫攻坚与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我们需要对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加以透视。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以“民生引领、品质共享”为价值导向,构建“多主体合作、动态化调适”的主体结构,发挥“精准供给、供需耦合”的功能效果,以“技术引领、规则协同”为驱动过程,实现“服务高品质、治理高效能”的目标结果。然而,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多元主体缺乏高效的联动融通、标准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不足、数字化赋能水平较低、质量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掣肘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建立全过程质量治理理念,全面实现全主体高效能的联动融通、高品质服务的全流程追踪以及网链性制度结构的全周期改进,以此助推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福建数字乡村发展

2019年,国务院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金融政策要大力支持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激发内生动力.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当前福建省乡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差、金融征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通过借鉴美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成功经验,提出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地区征信建设、增强农户数字金融素养等建议,以期助力福建省数字乡村的建设和发展.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村社区社会资源整合研究

新型城镇化注重内涵式发展,要求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形成合作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是促进农村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存在人力资源匮乏、社会资本发育不足、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等问题。对此,应充分挖掘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升其服务能力;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同促进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农村社区自上而下的国家性建构是有限的,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和动力应该是农民,可行路径应是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参与的结合;“双轨制”意义下的参与式治理农村社区建设路径是试图整合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自下而上”两种路径的一种尝试.研究认为,此路径的实践利于促进农村社区内部民主建设,利于增强社区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利于塑造良性的政府与社区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