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的新兴国家时代：历史、现状与未来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机制的转型升级将会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方向。2022年起，G20将进入新兴国家时代。本文运用历史回顾、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历届峰会议程设置进行定性分析，结合G20成员经济发展等核心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通过回顾G20机制的发展阶段，辨析了新兴国家的定义及新兴国家化的三大特征，重点提及了发达国家决策能力的弱化及新兴国家话语权的提升，从而对中国如何积极抓住“新兴国家化”的机遇以及中国的全球治理思路提出可行性建议。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对G20应当持有的基本立场

全球化进程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治理格局.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传统发达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格局已日益表现出缺陷与不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以及对全球事务的参与,一方面挑战并改变着传统的全球治理格局,另一方面也弥补了传统格局在解决全球问题上的不足.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参与并决定全球事务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趋势,G20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地位正是这种趋势的主要表现,亦是全球政治格局进一步优化的表现.G20带给中国更多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以及与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合作共赢的机遇.中国应将G20作为加强国家间在解决全球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协作平台,以替代G8机制,并结合联合国机制及其他区域性合作机制,把国家问的全球性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墨西哥与G20:全球治理视域下的角色定位与利益诉求

G20赋予新兴经济体更高层级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后金融危机时代G20内部日益分化的利益诉求或将掣肘其机制化建设进程。作为G20成员国、世贸组织成员国以及拉美第二大经济体,墨西哥在G20中的作用、立场和利益诉求势必牵动G20机制化建设的拉美国际关系基础。对此加以着重分析并系统阐述G20机制化的理论依据,可为G20机制化建设提供有益启示和可行性论证参考。将G20成员国划分为不同利益集团,从新兴经济体视角解析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博弈,对于构筑G20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意义深远。     

G20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新框架：演进、机制与挑战

G20是一个全球经济治理的国际组织,在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疫情的新时代,增长与发展主题让G20全球治理扩展到教育领域,教育成为诸多专业部长会议重要内容,成立G20教育工作组处理重要教育事务,它凭借独特的外围会—教育部长会议—领导人峰会的机制在大国间建立对重大教育问题的广泛共识,在全球教育治理中扮演越来越具有话语权的角色,深刻影响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选择及走向。但是同样也导致了代表性不够广泛、治理效果不够好等一系列问题。加强与非成员的广泛交流是未来G20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     

新兴国家视野下的沙特阿拉伯与全球治理

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最大动力,沙特的新兴国家身份虽然存在模糊性但也无可置疑。沙特能够成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重大作用,从根本上来说在于沙特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其拥有的多重代表性、丰富油气资源、巨额金融资金以及温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特点等方面。从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来看,沙特在当前和今后的全球治理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也将发挥其重要作用。     

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纳入G20框架:机遇、挑战及中国对策

"一带一路"战略与G20框架具有相通的理念、相近的立场以及相关的合作领域,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融入G20框架具有高度的可行性。两者融合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水平提升带来巨大机遇,但同时也会面临诸如诉求相异的国家间协调困难、G20机制因缺乏约束力而执行力不足等挑战。作为2016年G20峰会的主席国,中国应加强与各国的沟通和协调,努力争取G20成员国的认同和支持,加快G20机制化建设的步伐,加强各方金融合作,提高金融风险抵御能力,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纳入G20框架。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路径及其实践

金砖国家的发展是全球范围内权力转移和权力扩散的产物,持续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为了推动国际体系的权力分布能够反映变化了的全球实力对比,推动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还积极倡议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规则,并且推动成立新的全球多边治理机构。金砖国家参与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国际体系提供了更为多元的动力,也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反映。     

基于G20国家面板数据的中国经济自由度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1-2018年G20国家面板数据,构建全球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分析中国经济自由度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经济自由度的提升对G20国家的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溢出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显著.进一步考虑经济自由度分项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货币政策合理性、对外交往自由度等方面的改善都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有一定的提升作用.其中,提升作用最大的是对外交往自由度,货币政策合理性次之,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的提升作用最小;劳动力与商业管制、政府规模的改善对G20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演进机理与战略评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如何构筑有效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管理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学界不仅深刻探讨了各国的宏微观经济政策问题,更开始从制度层面深入研究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机制设计缺陷与问题。发达国家主导下的霸权治理模式失调和国际经济治理格局失控是全球失衡的主要原因,治理关键在于提升国家竞争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尤其是要增强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制度性话语权。这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而且将是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演变的客观趋势。因此,全球经济治理在制度层面必须进行创新。从短期来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全球价值链分工、贸易争端治理、治理模式创新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议题。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国际制度型塑和全球治理机制重构则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一项基于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的分析

2016年来,美欧发达国家内部治理失范引发“逆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导致全球经济治理规制的“合法性”加速衰减和“有效性”不足,客观上要求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作为制约创新的主要变量,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调适”和“规则重构”成为影响治理创新成败和绩效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投资自由化趋势下降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成为治理议题调适的主要方向,而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边境后”贸易措施治理和各国“新工业化政策”影响下的投资政策变化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鉴于此,中国应从统筹国内经济发展、扩大“公共物品”供给和凝聚新兴经济体利益共识的角度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并相应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的、具有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随着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一带一路”是重要发展方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已在合作机制和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丝路电商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同时还存在对数字经济认知不一致、外部环境压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数字经济规则和机制建设不足等挑战。未来,要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和规则制定、强化“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和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治理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策略选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这场危害严重的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纷纷寻找出路以渡过难关。新的全球金融危机治理时代已经到来。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也应顺应金融全球化趋势,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明确结构协调和总量平衡相结合的宏观调控目标,根据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内部与外部两个均衡,不断规范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加入WTO后的政府变革与政府调控

一、我国政府变革的背景1.政府变革已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经济全球化促使经济资源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界线,以国际通行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意味着政府的分析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及对外交往能力,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政府能力大小直接影响到各国今后的发展和其国际竞争力高低。著名的“诺斯悖论”指出:国家(政府)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它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财富和社会成就与好的政府制度及行为能力密切相连。因而,无论是发达国…     

以低碳经济为抓手促进鹰潭可持续发展

倍受瞩目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后，“低碳”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全球各经济体系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市场争夺战已经在全球悄然打响，预示着低碳经济时代已经到来，“低碳经济”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标签。     

广东专业镇转型升级:机制与路径

2009年以来,广东专业镇在全省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作用没有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削弱,却有12个地市的专业镇占地区经济的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60％的地市专业镇经济对本地经济贡献超过30％.专业镇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非常显著,为2009年以来广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广东专业镇为什么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依然保持较快发展？答案在于广东专业镇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在我国体制转轨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广东专业镇的转型升级发展有其特有的动力机制——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机制的协同和实现路径,即通过提高创新能力优化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制造业环节上的垂直升级、提升和延伸产业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实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GVC)治理下的集群升级并借助于集体效率而共同发生作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当与GVC的联系减弱或断裂时,集体效率的加强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融入GVC对于广东不同形成机制的专业镇升级发展的作用各异,并可能使专业镇锁定在低端道路上.如何突破这种锁定是专业镇升级的关键.     

中国应对美国金融危机的长远之策：三次产业互动视角

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脱节,既直接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又导致全球实体经济逐渐衰退。为此,世界经济将在产业体系、产业分工等方面出现新变化。三次产业的内在机制与国际经济传导存在长期的博弈协调关系,它们的相互适应将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     

如何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基于“价值—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

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变革的时代回应。价值、主体和机制是构建更高级形态全球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在“价值—主体—机制”分析框架下,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以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形塑多元主体全球教育共治格局,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正式和非正式机制融合互补。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需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观,采取全球层面的集体行动,实现全球教育治理机制重建,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INTERNET在我省的现状、影响及对策

继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等新名词之后又出现了INTERNET经济的提法。近年来INTERNET的发展和普及大大加快了全球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它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INTERNET已不再单纯是一种技术，它已成为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作为信息高速公路雏形的INTERNET对我省的影响如何，INTERNET在我省的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及对策就成为我们探讨的主要问题。一、INTERNET：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速度可谓日新月异。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世界上250个国家中已有240个提供联网服务…     

中美气候变化战略比较及其合作共赢关系的构建

研究中美两国的气候战略和政策,探寻中美双方在多边和双边领域加强政策协调,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的效率;促进中美双方加快向低碳转型,构建气候变化中美合作共赢关系。中国可以新兴国家的身份承担国际气候治理的责任,确定和承诺到205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0%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把限煤、煤炭清洁化利用作为中国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和治理雾霾污染的突破口。美国气候变化战略表现出摇摆性、外部性、双重性特征,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美国的能源革命,既为实现美国气候治理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保证了国家能源安全,也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一张王牌。 确立“效率与公平并重、权利和责任并重、合作治理与自主行动并重”为协调和处理气候变化中美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共同行为规范和准则。把大国治理带动全球治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架构作为提高气候治理效率和联合国主导下的气候治理国际架构的补充机制,中美应在气候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大国引领作用。把节能、环保、低碳协同推进机制,新能源开发促进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等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的优先领域。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共赢新型关系的建立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经验和路径支持。     

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靶向路径

价值链韧性具体表现为吸收逆境冲击的免疫力,或通过调整适应而迅速恢复系统冲击前发展路径的适应性修复力,抑或是转向一条更优发展路径的创造性破坏力,着力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成为后疫情时代价值链安全治理的主攻方向。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的渗透和融合,不断重构国际产业分工布局,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演进,成为锻造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强劲动能。数字经济赋能过程呈现主体广泛、类型多样和过程复杂的鲜明特性,牵涉数据要素层面的“潜能—风险”、数字平台层面的“优势—垄断”以及数字技术层面的“引领—异化”三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表现为“提升—破坏”双向作用机制,其中,韧性提升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平台经济和数字技术的正向赋能效应;韧性破坏机制包括数据风险、平台垄断和技术异化的负向赋“能”效应。在数字时代背景下,着力提升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韧性治理能力,亟须从“数据—平台—技术”三方面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全球价值链韧性的提升作用,为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红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强劲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