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于1913年经《东方杂志》的介绍而传入中国,1919年至2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界广为传播,成为影响中国哲学界的“显学”之一。20世纪中国新儒家的儒化的生命哲学就是在柏格森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梁漱溟热烈地推崇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不仅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迈越古人”,而且是替儒家学说的复兴“开了先路”。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启迪他用这一新传入的西方哲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学,从而也用儒学来改造西方哲学而使之“中国化”(实为儒学化)。他在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就是儒化的生命哲学的一部代表作。 目前研究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论著至多只是简略地提到柏格森生命哲学对梁漱溟思想的影响,并没有对此作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弥补这一不足,以推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深入。     

中西比较:处境分析与方法超越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学")并以佛教的概念、观念诠解康德开始,到1919年胡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撰写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到冯友兰早年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晚年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狭义的,指专事于中国本土哲学研究)从业人员所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分析方法、结构叙事,乃至最底层的观念支撑,都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     

贺麟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和翻译家,贺麟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在他的“新心学”中,他试图融西方哲学（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主要是陆王心学）为一体,先后发表了《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论著,苦心建构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在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本近代文论主潮历史扫描

对日本近代文论主潮进行历史扫描,可得出如下结论：明治初期到大正末期,日本文论发展是引进适应西方文论并融入日本文学的发展过程;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文论在论争中结合着日本文坛实际显示出更多的自立性特色;“二战”时期的日本文论主潮是顺应了日本战时统制国策;随着战时文化机构的解体,近代日本文论划上了句号。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基础 ,在于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理论目标和哲学史意义 ,即超越近代哲学的思维范式进而克服由它所决定的近代哲学特征和传统。在这一过程中 ,二者在哲学课题与视域、主体与对象关系及主体自身意义等重要哲学问题的转变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可容性。本文讨论了关于哲学评价的视角和标准 ,体系观念 ,哲学研究领域、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等重要的对话切入点 ,指出 ,实事求是地开展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哲学学界曾发生一场关于Being译名的讨论,这场讨论虽然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却使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深入了一步,其实,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也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建设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开展.     

康德论道德个体与宇宙体系

D·霍斯特尔指出:“康德在哲学史上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在任何一种哲学里都不能证实有把自然和作为道德个体的人作过这样严格区分的作法。从苏格拉底以前的学者起,直到近代初期,伦理学一直是一个宇宙论的伦理学”。“古希腊     

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哲学解析——马克思的“实践主体”对“理性主体”的突破

当今,日益恶化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从哲学的层面上看,学者们将问题归结为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理论及建立其上的理性主义和主体性传统.本文通过哲学史的解读认为,问题的核心并非在于单纯的"理性"和"主体",并非是"主体理性",而是"理性主体",即对人的抽象化理解.但西方现当代哲学却未能突破这一理论悖论,而马克思以"实践"为核心,将社会实践归结为主体(人)的本质,建立起的"实践主体"哲学突破了"理性主体",从而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石.     

现代外国哲学的发展趋势与哲学拓扑学的新视野——江怡教授访谈录

导语:中国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前,几乎只是作为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内容出场的,而且由于局限于知识背景等等原因,很多人往往是以近代西方哲学的立场来看待现代外国哲学,从而导致了很多误解和歧义。其实,从上世纪初中国学者一开始涉足现代外国哲学,就关注到了当时西方哲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如今,汉语语境下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已经有了长足进展,而且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以超脱于西方学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现代外国哲学,从而已不仅仅限于对西方的思想翻译、评价和复述的简单传承,而且在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交流和讨论中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新理论。江怡教授正是一位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研究到提出哲学拓扑学这样新理论的开拓者。     

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中国哲学史研究何以回归其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由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发生了由“中国的哲学”史到“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转化,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经典之作。这一研究思路是“依傍”西方哲学的表格或框架到中国古籍中筛选资料填入已有的表格或框架中,是用西方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去剪裁中国这一特殊形态的哲学,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中国哲学史变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史,学者们原想以此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结果却导致更深层的“合法性”危机。由此,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     

关于中西方哲学形态的新一轮比较研究

近年来 ,关于中国哲学的资质重又成为哲学界关注的话题。本组笔谈以学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是论”(本体论 )研究的进展为基点 ,指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 ,中国传统哲学都不存在“是论”的特征 ,于是就有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焦虑 ;并指出中国哲学的存在是事实 ,只是当人们根据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框架加以审视 ,才会对它的资质产生怀疑。论者或是分别以胡适、冯友兰与金岳霖为例 ,分析他们构建中国哲学史所依傍的正是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 ;或是以中国哲学的存在为事实 ,提出对中西方哲学形态作新一轮比较研究的思路。中国学者能否突破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观的束缚 ,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观的使命 ?我们期待本组笔谈将引发出新的思考与新的话题。     

对于现代“中国哲学”框架的愕然——从胡适与冯友兰的学术取径看

近年来 ,关于中国哲学的资质重又成为哲学界关注的话题。本组笔谈以学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是论”(本体论 )研究的进展为基点 ,指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 ,中国传统哲学都不存在“是论”的特征 ,于是就有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焦虑 ;并指出中国哲学的存在是事实 ,只是当人们根据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框架加以审视 ,才会对它的资质产生怀疑。论者或是分别以胡适、冯友兰与金岳霖为例 ,分析他们构建中国哲学史所依傍的正是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 ;或是以中国哲学的存在为事实 ,提出对中西方哲学形态作新一轮比较研究的思路。中国学者能否突破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观的束缚 ,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观的使命 ?我们期待本组笔谈将引发出新的思考与新的话题。     

对金岳霖《论道》之中国哲学属性的疑窦

近年来 ,关于中国哲学的资质重又成为哲学界关注的话题。本组笔谈以学界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是论”(本体论 )研究的进展为基点 ,指出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看 ,中国传统哲学都不存在“是论”的特征 ,于是就有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焦虑 ;并指出中国哲学的存在是事实 ,只是当人们根据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框架加以审视 ,才会对它的资质产生怀疑。论者或是分别以胡适、冯友兰与金岳霖为例 ,分析他们构建中国哲学史所依傍的正是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 ;或是以中国哲学的存在为事实 ,提出对中西方哲学形态作新一轮比较研究的思路。中国学者能否突破两千多年西方传统哲学观的束缚 ,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观的使命 ?我们期待本组笔谈将引发出新的思考与新的话题。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论中国近代唯物论的主要形态

目前学术界正在热烈讨论中国近代唯物论的主要形态、性质和特点,这对于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史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所谓中国近代哲学沿用习惯说法,是指1840—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哲学,而且本文只对中国近代唯物论的主要形态问题谈一些看法。     

哲学、历史与哲学史

一部好的哲学史作品应该是建立在哲学史家对"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恩之上.近代欧洲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往往表现出这一点.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当前,我们注意到一些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在思考哲学史时,就哲学史作为一种历史表现,仍然习惯于采用19世纪发展出来的那种实在论"历史"现,以获取客现的哲学史为其宗旨,这的确有失哲学家作为反思者的身份.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     

"中国哲学":一个处于分化中的概念

"中国哲学"概念的存在已是事实,但自从它出现以来就受到不断的质疑与追问:其存在有无合法性?如有,其合法性限度何在?我们到底应如何看待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概念?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考察哲学史,明确"哲学"概念的特质,然后再作评判.     

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思想的扬弃

主体性思想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存在着主体,l生思想的萌芽.近代西方认知主体哲学经历了由笛卡尔的自我意识论到康德的先验意识论、再到黑格尔的实体主体论的历史演变过程.马克思通过批判地继承人类哲学史上关于主体性思想的合理因素,特别是对近代西方认知主体哲学的扬弃.解决了长期困扰西方哲学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和分裂的难题,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实践性主体哲学理论.     

论“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

金岳霖曾在关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问道:是"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这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之问。文章希望通过对6部反映"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的"中国哲学史"专著之写作实践与写作方法的分析,探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得失,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正确地揭示"中国哲学"之形成与发展的本来面貌,从而间接回答"金岳霖之问"。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